回望金银滩
回望金银滩
■陈永华
那是20世纪80年代建设的一幢普通楼房。当我走进4楼那套不足80平方米的房子时,一位老人正静静坐在窗前。见到我,他红润的脸上露出慈祥的微笑。
回忆起那段峥嵘岁月,老人深邃的目光越过眼前熙攘的车流人流,望向远方。岁月的河水流过莽莽苍苍的昆仑山、一望无际的戈壁、沙漠和草原,一次次把他带回到金银滩,带回到那一代人的青春岁月,定格于那座闪亮的西部丰碑……
他,就是新中国原子弹事业的亲历者,原二二一工厂高级工程师、技术部副部长叶钧道。
一
1960年5月,二机部九院要从中国科学院塑性力学研究所的几百人里选一个人参与研制原子弹,叶钧道被选中了。后来他听说,是副院长郭永怀看上了他,点名推荐他。
郭永怀对叶钧道早有耳闻。塑性力学研究所原为数学研究所,华罗庚任所长,也是叶钧道的第一任导师。叶钧道1955年分配到所里,专业不对口,数学基础也不太好,华罗庚推荐他到清华大学专修一年数学。回到所里,叶钧道又开始自学英语、俄语。不久之后,他撰写的论文《在中国如何开展塑性力学研究》,得到钱学森的认可。被郭永怀“点将”的叶钧道并不知道,自己的人生从此与核事业悄然挂钩。
叶钧道报到时,朱光亚找他谈话,问他:“你学的是什么专业?”他回答后反问:“调我到这里干什么?”朱光亚说调他来是搞国防科学研究的。他又问:“军用还是民用?”得知是军用研究后,他有点好奇:“不会是搞原子弹吧?”朱光亚严肃地点点头。
1958年秋,经中央批准,划定金银滩方圆1170平方公里的地方为原子弹研制基地,对外称国营“二二一厂”青海矿区。从此,中国铸造核盾牌的第一批拓荒者,抛家舍业,隐姓埋名,在这片瞬间“消失”的土地上,开启了艰苦卓绝的战斗历程。他们立誓一定要搞出“争气弹”,给中国人争光!
叶钧道从几百人中脱颖而出,被选中参加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研制工作,心中的激动和兴奋无以言表。朱光亚问他:“你是搞爆轰物理还是搞爆炸力学?”他立马表态:“组织上让我干啥我就干啥,我的专业可以改,一切服从组织安排。”
自此,叶钧道在陈能宽院士领导下,全身心投入新领域——爆轰物理研究,也就是在理论部有了理论成果后,由他们做实验、出产品。
二
从零基础起步研制原子弹,理论、技术和材料三重空白,成为笼罩在所有人心头的无形压力。置身其中,叶钧道时刻感受到一份紧迫感和责任感。
第九研究所成立后,叶钧道被分配到实验部五组。作为方案负责人,他和所在方案队负责建立我国独立的理论计算程序,设计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总体图纸。
为准确采集数据,九所共设计了5个试验方案,共做爆轰试验200余发。试验关键阶段曾创下一天打13发的纪录,为理论设计提供了可靠的试验数据。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大饥荒像瘟疫一样向戈壁滩逼近。粮食不够吃,他们到处挖骆驼草籽,和在玉米面、青稞面里蒸成馍或熬成粥。没多久,人一个个都浮肿了。严峻的形势引发了种种争论,甚至引发了疑问、忧虑、抱怨……
陈毅元帅的话语掷地有声:“中国人就是把裤子当了,也要把原子弹搞出来!”张爱萍上将坚定地说:“再穷,也要有一根打狗棍!”
将帅的话传遍了核工业战线的山山水水,像一团火在十万大军的胸膛里燃烧,鼓舞着他们战胜困难、攻关夺隘。大家在“饥餐沙砾饭,渴饮苦水浆”的艰苦条件下,像燕子衔泥一样,在空旷的草原上建起一座座厂房、试验室,修建了柏油公路、采石厂、烧砖窑厂、柴油机房……
叶钧道的爱人生孩子无人照顾,他回去看了一眼,就返岗继续工作。上下班路上,他一边骑着自行车,一边思考马赫反射问题,有一次差点出了车祸。
“给国家干点事,干点有用的事”,正是这种朴实又炽热的报国之情,激励着大家在金银滩无怨无悔地奉献着。
1961年初春,“争气弹”研制取得突破性进展,一轴崭新画卷徐徐铺展在“草原人”面前……
二机部瞄着“画卷”,慎重提出了“1964年爆炸第一颗原子弹”的目标报告。1962年11月,毛泽东同志挥笔批准。
毛主席的批示,无异于一声总动员令。一场攻关大会战拉开序幕!
三
1963年4月,叶钧道和九所其他科技人员一道踏入青海二二一厂,在这里展开载入史册的“草原大会战”——突破技术难关,研制生产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氢弹。
草原仅有3栋小红楼,外面搭着帐篷。高原缺氧,朔风凛冽,一到晚上,帐篷里生着火炉,依然挡不住寒冷。科技人员来了,李觉、吴际霖等厂领导带头把小楼让出来,搬进了帐篷。
叶钧道所在的实验部二室四组,负责开展爆轰试验。他们先做缩小一半尺寸的局部爆轰模拟试验,再做1∶1尺寸的整体试验;试验中,加入了铀238。
铀238的放射性很强。爆轰试验后,要清理场区。吊车司机却因未穿戴防护服,迟迟不肯进场。原来,司机穿戴防护服无法开车,加上当时试验已经过去一周,空气中的污染物都散了,只有地面上有污染,综合考虑,只给他配了口罩。看到司机满眼的疑虑,叶钧道干脆坐在他的旁边,把自己的防护服脱了,把防护帽子也摘了:“你看我都不怕,你又不用下车,没有什么影响。”司机顾虑全消,一脚油门就把车开了进去。
一个月后,叶钧道到公共澡堂去洗澡,同事在他身上发现了许多红点。万幸的是,这属于外辐射,经过一个多月的治疗,红点消失了。
在随后的1∶1爆轰模拟试验中,有一发用的是8号材料,那也是一种放射性材料。同事间出现可能影响生育等传闻,让大家有了畏惧心理。为了确保全员安心上阵,试验前,叶钧道专门请专家王淦昌来组里讲课。王淦昌说:“我做了一辈子放射性工作。人家说做放射性工作对生育有影响,你们看看我,有5个孩子,我身体现在还挺好。大家不要害怕,只要采取正确的防护措施,就可以避免放射性的危害。”
那是直面艰难、饥饿的年代,也是试验室灯火通明、创业者充满无限激情的年代。
在二二一厂众多的科研生产单位中,二分厂承担的是核武器的高能炸药研制、炸药部件成型研制工作,可谓技术含量高,技术人才云集,同时也是危险系数很大的重要岗位。
刘振东是九院从全国第一批选中的105名中青年优秀科技工作者之一,他主导成功研制炸药成型“真空浇铸法”。引爆第一颗原子弹的炸药即采用此办法成型。
几百公斤高浓性炸药球,居然是用一口锅熬制出来的。近60年过去,大厨房般的工作场景时常在刘振东的眼前闪现,那种苦杏仁味犹在身边萦绕。这是TNT在加热融化成型的过程中释放出的有毒气体。“通风不好,强烈刺鼻的气味一下子就把我冲晕在工作台上”,时间长了,他的衣服甚至皮肤都染上了棕色。
祖国至上、不畏生死,是每一名科研工作者内心秉承的信念。这样的精神追求激励着他们用生命践行使命,激发出难以想象的战斗力。
1964年6月6日,二二一厂进行了1∶1爆轰模拟试验。这次试验结果显示,各项指标达到设计要求。8月,第一颗原子弹爆炸之前预演。在12级大风的夜里,全体人员坚守在吊上铁塔的原子弹边上,顺利完成了各项测试。8月底,完成了核装置的总装,产品运往试验场。
原子弹爆炸时间最终定在1964年10月16日!
四
“起吊!”1964年10月14日18时30分,卷扬机发出巨大的沉闷轰鸣,中国人制造的第一颗原子弹冉冉升空登塔,102米高的塔在天地间傲然挺立。
原子弹完成固定、检查、测试各项工作后,最后才插雷管。雷管是否能按规定要求插到正确的位置,直接影响到原子弹能否引爆成功。
在此前的爆轰试验中,叶钧道一直负责插接雷管,还因此获得“大炮司令”的雅号。大家开玩笑地说,你这个“大炮司令”,马上就要当上“原子弹司令”了!
1964年10月16日凌晨5点,叶钧道和队长陈常宜、队友张寿奇3人将上塔为原子弹插上雷管。那一刻,他的心出奇的平静。
在正式给原子弹插雷管前,叶钧道已经插过200多次雷管。尽管如此,他仍慎之又慎。一枚雷管大约7毫米长,一个人插雷管,另两个人在边上督促检查。插雷管时,爆室里气氛凝重,静得连一根针掉在地上都能听见。插几十根雷管,足足花了3个多小时。确认全部雷管插好,并导通无误后,工程师赵维晋在《安全任务书》上签了字。
14时59分40秒,主控站操作员韩云梯按下了启动电钮。10秒钟后,整个系统进入自控状态。“10、9、8、7……1,起爆!”寂静的罗布泊上空,一道强烈的闪光之后,一团火球腾空而起……冲击波像飓风一样刮向四方。
很快,一阵惊天动地的巨响震耳欲聋,冲击波裹挟的狂飙横扫无边无际的戈壁滩。巨大的火球翻滚着,慢慢升上高空,不断向外膨胀,缓缓变幻着颜色,最后凝聚在空中,形成拔地而起的参天蘑菇云。
叶钧道是副队长,专门配备了墨镜。他趴在地上,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想亲眼看一看核爆。还没有听到号令,叶钧道就迫不及待地站了起来。他亲眼看到爆炸场面时,心中立刻有了基本判断:应该是成功了!
那天,叶钧道伫立沙海,看着蘑菇云生长、扩散,最终变成一朵红云,向东边飘走了。那震撼人心的一幕永远铭刻在他心中。
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到第一颗氢弹试验成功,苏联用了4年,美国用了7年零4个月,法国用了8年零6个月,而我国仅仅用了2年零8个月。令叶钧道最为骄傲和自豪的是,自己参与了这份伟大事业。说到这里,老人的眼睛里闪着激动自豪的光。
岁月如流,往事悠悠……
1995年5月,新华社公告:我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已全面退役。昔日的“青海矿区”从此揭开神秘面纱,化身西海镇,成为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州府所在地。
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蘑菇云早已散去,英雄群体“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不仅为强国强军奠定了坚强基石,而且为后人留下了30多年不懈奋斗、历经风雨铸就的“草原人家风”。
如今,驱车驶入西海镇,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座巍峨雄伟的纪念碑。这座巨大的花岗岩石碑高约25米,碑体呈黑色,四棱台形。碑顶上有一颗银色的圆球,象征着我国第一颗试验成功的原子弹。石碑正面是张爱萍将军题写的“中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几个鎏金大字。
时光洗尽了父辈的青春芳华,却也积淀出一部厚重的红色历史,等待后来人细细品读。
下一篇:没有了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