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观察】探寻阜阳“官场疾病”的机理
评论家们正以激烈言辞批评阜阳官方。舆论认为，官方隐瞒疫情导致了众多幼小生命死亡。因此，有人说，阜阳“从上到下都该撤职”，有人说，官场的病毒比EV71更可怕，还有人说，这是一群“不知廉耻”的官员。
为什么又是阜阳？为什么总是阜阳？
过去几年，阜阳有着“糟糕的记录”，如“毒奶粉事件”、“白宫”举报案和一系列涉及党政、司法机构的腐败丑闻。五年来，在中国，可能没有哪个地区能“吸引”如此众多目光。
这背后，一系列“阜阳新闻”的官场机理是什么？
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是，4月24日，阜阳召开了“全市政务公开工作会议”，政府网站着重说：“‘要从本地和本部门实际出发，重点围绕和人民群众密切相关的重点、难点问题，开展政府公开的宣传活动’，但今天（28日），记者仔细查看了政府网站，只字未提疫情情况。”（央视新闻1+1报道）。而这段时间正是疫情急速发展之时。
用我们所掌握的常识分析：对付传染性疾病的最好办法是让真实信息充分展现，让更多人知道如何防范，并拥有抵制疫情的力量。相反，只会造成更严重后果。对官员们来说，SARS危机的教训还不够深刻？
如果仅以“不知廉耻”来批评确显简单，那么只能说，官场和民间确实有着完全不同的价值判断标准和行事逻辑。
将时间拉到四年前的“毒奶粉事件”，同样是副市长杜长平分管卫生工作，四年前她是众矢之的，此时依然。而依官场标准，事件涉及工商、卫生、质监等众多机构，在现有体制下，分管副市长无力协调。
两年前，一位了解事件处理细节的北京官员也曾向观察员表示，把矛头引向杜长平不公平，并批评某记者“引诱”杜长平说出“我不想去引咎辞职，我还想继续干下去”，是故意让其出丑，极无职业道德。
上述官员还透露，毒奶粉事件后，当时的市长和市委书记均向中央调查组请求处分。书记说，自己是“一把手”，自然负全责。市长说，自己是行政首长，应担负责任。这位官员表示，他们均表现出很高政治觉悟，而考虑到阜阳的前党政一把手均（王怀忠、肖作新）爆出腐败丑闻，在禽流感中，阜阳又是重灾区，一系列天灾人祸同时降临，地方官没让社会出现大的治理危机已属不易。
媒体批评甚至丑化官员是其权利，而且很多批评确实在理，但在官员们看来，不了解实际情况的议论，都属无稽之谈。双方“鸡同鸭讲”，无论你是否愿意，这就是事实。
在一系列“事件”处理过程中，都存在官媒、官民认知落差。比如南方冰灾，就有领导人在讲完救灾艰难后话锋一转，说“任何负面的说法，都是卑鄙无耻的”。在这样的认知落差下，官民心理距离只能越走越远。
这种巨大的心理落差如何弥合？官员思维的现代化、官员价值观念的现代化如何完成？尽管是老生常谈，但确实是摆在阜阳此次事件中的更深层问题。
中国改革开放的一条主线，即寻求与现代文明的对接，包括市场经济和法治社会都逐渐进入中国，高层去年明确提出“学习和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更是具有“政治含义”。但遗憾的是，外来文明对官员阶层的渗透只停留在表层，文明的政治思维和价值观极难进入体制肌体，甚至让体制产生了“文明的抗体”，比如选择性吸收有利于自己的“舶来品”，将不利于自己利益的一律打上“不符合国情”。“企图全盘西化”的政治标签。这种对接无疑是尴尬的对接。
中国必须对整个社会运行进行深层次检讨。遗憾的是，五年前中国错过了机会，SARS危机时，好像也认识到了信息自由流动的重要性，也表示要吸取教训，但检讨很快被北京街头的车水马龙所代替。原以为中国苏醒了，但发现他翻翻身，又睡着了。五年后的阜阳，再次演绎出这样的逻辑：这边贯彻信息公开，那边却做着不利于信息传播的事情。
对这样的轮回，有什么样的良方？在经历一次次悲情故事后，我们是否该允许全社会各阶层深刻检讨和反思，而不是急于献策？是否可以允许国人从政治体制、国民教育、历史教训等领域进行充分反思？只有这样，才有可能为复杂中国提供解决方案。这样的工作一天不完成，就一天没有文明的政治和成熟的民意。
回到当下，此次山东火车相撞和阜阳儿童死亡事件，如依然停留在处理几个低级别官员，或辅之以所谓“拉网式检查”，那无疑是坐等下一个悲剧发生，对建立文明的国家的目标来说，更意味着南辕北辙。
（责任编辑 林楚方 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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