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一个女摄影师经历的“9·11”
变形的城市之一二三 王小慧摄于2001年9月11日纽约
圈内人都知道他是个同性恋者，所以大家确信我是他的艺术家而非情妇
美国的“9·11”事件是震惊世界的大事，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改变了这个世界。没想到它也改变了我的生命轨迹。
2001年，我连续几次去纽约，正考虑搬到纽约去住。我生活在德国已经十五年了。我喜欢慕尼黑，但慕尼黑太传统太保守太宁静，更像是休闲而不是工作的地方。近几年我在艺术探索中常常感到困惑，希望找到新的标高和兴奋点。纽约绝对是全世界当代艺术最重要的地方，是全世界重要的当代艺术家集聚的地方。当时准备做我经纪人的R先生极力劝我去纽约，并亲自陪我几次去纽约看房子看画廊。
R先生是一位非常有名的艺术经纪人和批评家。他是当代艺术史的权威，早年在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艺术史。是他第一个在几十年前写了关于安迪·沃荷的书，接下去又写了三部关于他的专著，奠定了安迪·沃荷在艺术史上的地位。我想稍微了解一点西方当代艺术史的人都会知道，安迪·沃荷对全世界当代艺术的重要性和影响力，所以这位艺术史学家的重要性就不言而喻了。他和他的助手及博士生认真讨论过几次关于我的艺术发展状态以及对我艺术的经营，他们在我的工作室把我的作品研究了几天，包括最早期的作品。在反复的探讨与比较后决定做我的经纪人。一方面，他喜欢带我出入各种当代艺术的重要场合，甚至冷落了他以前经纪的一位在纽约生活的日本艺术家，使她有点“失宠”的感觉而一度很生我的气（但后来我们成为好友）。为了让我认识到他的知名度，在威尼斯双年展开幕那几天，让我与他们一起住在最热门的豪华酒店，在早餐时把我介绍给来自世界各地的重要收藏家和评论家，虽然后来有人对我说，他选择我也是为自己找到一个绝好的“装饰”：除了我的艺术水准外，他也很满意我的外表、举止、言谈以及风度等，他愿意带着我招摇过市，展示他手中的“新人”。圈内人都知道他是个同性恋者，所以大家确信我是他的艺术家而非情妇。虽然他对我宠爱有加，但我没有同意与他签独家合作协议，这好像有点不识抬举。他花很多时间给我分析利害，告诉我假如我放弃他意味着有多大的损失，是断送自己的艺术前途。为此，他和我讨论多次，从好言相劝到“威胁利诱”。比如，他会说“很多的艺术家排着长队等他写评论、出专著、做经纪人”，他近五年的研究和写作计划里，第一个要做的是我，在计划中还有杰夫·孔兹、路易丝·布朗斯娃等世界非常著名的艺术家。杰夫·孔兹的作品创造了当年活着的艺术家的拍卖纪录。R先生让他等了两年才答应为他写一部专著。而路易丝·布朗斯娃则是当代无可争议的最出色最抢手的女雕塑家。我对他讲：我是一个喜欢自由的人，我绝对不会因为可能身价百倍而失去我自由呼吸的空间，所以我不会同意让别人独家经营，我们就合作的事谈了整整两年。
在权衡再三之后，他还是决定妥协，愿意做我的经纪人，而且同意把经纪的地域范围缩小到北美和欧洲，所以我们终于签了约。
我这次去纽约也是为了和他探讨有关纽约画廊方面的事情，他要带我看几家画廊，见一些人。所以这次去纽约我没有住在朋友家里，因为他们大都不在市中心，每天往返会耽误一些时间。我在市中心第五大道第34街交口的地方找了一家小旅馆，斜对面不到100米便是纽约第二高楼帝国大厦，在世贸中心炸毁之后它又重新成为纽约的第一高楼了。我本来打算回慕尼黑的前一天住到一位德国女友家去，一来看看她的孩子和新盖的房子，二来也与她开画廊的丈夫Thomas聊聊艺术市场。我和她们也好久没见了，觉得住过去可以聊得畅快些。她让我9月11日那天早上九点准时给她丈夫打电话，约定接我的时间。Thomas是个典型的德国人，每天九点准时到办公室，晚了可能会因为开会而找不到，所以我那天拨了八点五十五分的闹钟叫早，因为我习惯晚睡晚起。
“9·11”那天，我跑得上气不接下气，我不断地用照相机和录像机拍摄那些惊慌失措的人们
9月11日早晨八点五十五分，闹钟惊醒了梦中的我，10分钟以前，世贸中心的第一座楼已经被撞击。
几年来，我常有些奇怪而荒诞的梦，我总把它们记在日记本上，因为有些梦境具有超现实主义色彩，这些画面组合在头脑清醒时无法想象出来，这些梦若不在初醒时分立即记录下来便转瞬即逝，我会觉得可惜。我很想有机会创作一些超现实主义的摄影作品，何况梦境常常可以讲出许多潜意识中的东西，能帮我分析认识自己的心理状态。我床头总是放着笔和日记本，有时半夜里朦胧中也会下意识地记下梦中情景。尽管医生曾警告我这种习惯对身体健康不利，但我舍不得放弃我这个特殊的“素材库”和“灵感源”。我还相信梦境也是“本我”释放自己的机会，我可以通过怪诞的情节透露潜意识来和自我沟通。分析梦境能帮助我认识自己的内心状态。
那天早晨我的噩梦被闹钟惊醒，醒来我犹豫了一下，是赶快记下梦境，还是先给朋友去电话？打电话可能会忘记梦境，可这梦太奇怪了，是我从未梦过的极其恐怖的画面，于是我匆匆在日记本上记下几句话：“梦到许多人死去，许多尸体和肢体碎块挂在空中，到处是黑色的管道和仪器，甚至一些很强壮的人都躺在地上，奄奄一息……”
后来我看到报道上说好多人已经找不到了，但找到七十多具尸体碎块，印证了我在梦中的画面。
我还来不及记下更多的细节，匆匆写下这几句我就给Thomas去电话，果然找不到他，我想他可能已经去开会了。早餐前，我在酒店的走廊上遇见一位韩国女人，她神色慌张地拉我到她的房间去看电视，由于语言不通我还不知那么大的灾难已经发生，只是在她的门口远远看到屏幕上的画面，还以为哪个飞机失事，我回到房间顺手在本子上写了两句“事故每天都在发生，我们应当庆幸自己平安”之类，后又试着给Thomas打电话，仍然无人接听。后来我才知道，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故，整个城市处于瘫痪状态，交通也几乎停顿，当然上不了班了。随后，我的一位中国朋友Michael赶到我的宾馆，他马上帮我打开电视让我看发生了什么惊天大事，他是懂中文的，当他看到我日记本里记录下的梦境酷似事故现场，感到十分震惊。
电视里只是不断重复失事的一个镜头，没任何新的说法，于是我们两个人决定出门，往世贸中心方向走去，想拍点录像和照片。没有交通工具，我们走了很远很远。事后让我感到后怕的是，我干女儿的父母9月10日整天都在世贸中心开会；值得庆幸的是另外一位德国摄影家朋友Roland那几天在Thomas的画廊办展览，那天早晨才离开世贸中心的Marott酒店，这酒店未能逃过厄运，而我差点听他俩的建议住到那家酒店去。只是因为Roland他比我早走两天，我不愿一个人在远离市中心的地方住，所以才没搬过去。Roland也被邀请参加柏林的亚太周中国艺术节，这次我们被安排在同一家旅馆的隔壁房间，他的房间偏巧挂着大幅的纽约夜景的黑白印刷品，艺术节主席为我俩拍了在这张印刷品前手捂双眼的照片，因为我们都惊魂未定。
世贸中心被炸之后，帝国大厦就成了纽约的第一高楼了，恐怖分子预告说，他们下一个目标就是要炸帝国大厦，因为不仅是纽约最高的建筑，还具有历史意义和标志性。出事后两天的晚上，警方忽然通知帝国大厦将要被炸的消息，酒店顿时乱成一团，人声嘈杂，“Go、Go、Go（快跑、快跑）”的声音不绝于耳。我甚至来不及锁上旅馆的房门，就随着众人匆匆逃离。当有人大声提醒我们带上贵重物品时，我没有去拿那些散放在浴室里的首饰，或锁在保险柜里的钱，只是拿了我的相机包，塞了一把胶卷进去，顺手拿了床头的日记本，其他东西统统扔在那里，没有多想就跑了出来。警方组织所有在这个地区的人紧急疏散，电梯也不让乘坐，所有的人都沿着消防楼梯一路逃跑，我们还闻到了一种电线烧焦的味道，大家甚至以为我们的楼里已有了炸弹。当时那位中国朋友Michael和我一起逃离到大街上，在警察的催促下与人群往河边的方向疏散。我跑得上气不接下气，因为我不断地用照相机和录像机拍摄那些惊慌失措的人们，再追上众人脚步。有一些女人哭着给亲人打手机，Michael不断催促我快一些，而我仍然不能停止拍摄。他最后不得不拉着我跑，怕我掉队。最后逃到他家时已经近黎明。他说他可以做证明，我真的像我在《我的视觉日记》一书中假想过的：假如家中着火，我首先要抢救的是照相机和日记本。
当我几经辗转终于转到柏林“亚太周”现场时，曾和德国电视台的编辑们挑选我拍的“9·11”事件录像。看到这些颠簸之中拍下的情形，他们都十分惊讶，就像看到我在出车祸之后转院途中在救护车内的自拍像一样，觉得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一个摄影艺术家和一个摄影记者是有区别的，摄影记者拍摄的是客观的真实，而艺术家拍摄的则是一种主观的真实
在被困纽约的几天里，每天给机场打无数的电话，却不知何时才有飞往德国的航班。好多人几天几夜等在机场侯机室里，也有许多人怕再乘飞机。有朋友建议我先想法开车到美国西部或到加拿大再做打算，至少是到了安全地带。也有朋友建议我乘船到英国，就像我第一次来纽约时那样，航程整整五天五夜。我想在这种情形下，五天五夜会很漫长，太难熬了，而且我也赶不上18日在柏林亚太周艺术节我展览的开幕式了。我在美国各地的同学朋友纷纷邀我去小住，但我归心似箭。传媒每天对局势有新的说法，战争的猜测很多，主张还击的呼声也很高，我一下体验到了《卡萨布兰卡》里女主人公的那种焦虑心情。
白天，我走在纽约大街上，仍然有很多匆匆行人，仍然是秋天蓝灿灿的天空和明晃晃的太阳，仍然是那些建筑物，但这个城市给你的感觉却被彻底改变了。这感觉里有几分不真实，几分疏离，几分模糊，几分荒诞。
晚上，我到华盛顿广场参加“烛光晚会”，那本是招贴告示寻找失踪亲人的地方，结果越来越多的市民带着鲜花和蜡烛，聚集在那里，共同哀悼死去的人们，也哀悼他们失去的那个城市的象征。这些人肤色不同，年龄不同，职业与身份也不同，但眼睛里流露出的是同样的悲哀。偶尔人们也会在告示上写下想说的话，去告慰亡灵；有时大家长久地沉默，人们会去拥抱一个完全不相识的人，好像抚慰一位多年的好友。我也曾拥抱过一位陌生女性，她的眼神那么绝望，我情不自禁去抱了一下她，来表示我对她的安慰，虽然这种安慰可能微不足道。有时人们会唱起关于和平或者关于美国的大家耳熟能详的歌曲，更多的人会跟着一起忧伤地唱起来，眼里闪着泪光，情景感人至深。
我想，在灾难中，人性的力量彰显出来，它就像潘多拉之盒最底部的东西，那就是“希望”。
那次去美国，没有带个好的相机，也没有带足够的胶卷，因为我只想与经纪人谈事才去的。为了拍这些场景，我几乎想买架新的相机和好的镜头。我买了一个非常昂贵的摄像机镜头，只为了在远处拍一下世贸大厦，因为我们不能走得更近了。在世贸大厦附近的汽车上积有厚厚的粉尘，很多人会抓上一把粉尘带在身上。我也抓了一把，作为永久的纪念。幸好我干女儿的妈妈找出许多我存在她家冰箱里的胶卷和她女儿的相机，我们每天在烛光晚会上流连忘返，拍下许多珍贵的镜头。也许有一天我会把这些珍贵的记忆用某种形式展示出来。
那几天，高速运转的纽约，突然来了一个休止符，一切都停顿下来了，大家都不上班，很多地方仍然在戒严，抢救的工作依然在继续，交通也不通畅，到处风声鹤唳。美国这个民族一向是充满自信的，但街上行人的表情那些天常常显得惊惶，有人会忽然控制不住，歇斯底里地痛哭。纽约成为一座摇摇欲坠的危城。
除了每天联系飞机航班，我带着相机无目的地四处行走，这些天的纽约已经不是我过去眼中的纽约，它已经成了一个被扭曲变形了的城市，一个被笼罩在悲凉气氛中的城市，一个被死亡的阴影追逐着的城市，一个支离破碎不完整的城市，一个无可名状不知所措的城市。虽然有来自不同国家的无数摄影师在这个城市里奔走，有无数的记者在记录这些日日夜夜，甚至许多普通的市民也随身带着相机，拍下他们看到的一切，但我想拍的不仅仅是我看到的纽约，更是我感受到的纽约。
后来我给艺术学院的学生做学术报告时曾以此为例，说明一个摄影艺术家和一个摄影记者的区别，虽然我们拍下来的都是真实的，但摄影记者拍的是客观的真实，而一个艺术家拍摄的则是一种主观的真实。我强调真实的主观性，因为它只能是个人化的，有个性的，与别人不同的东西，这样才有作为艺术品存在的价值。后来我发表了一组关于“9·11”事件的摄影作品，叫作《变形的城市》，那是我眼中的主观的艺术化了的“9·11”事件，虽然它只是那些天我复杂得多矛盾得多的心境里一小点点视觉化的反映，但它多少能够传达出我那几天的感受。
“决不轻易放弃”是我的信念
后来我浪费了返回慕尼黑的机票和从慕尼黑到柏林的机票，花了高价搞到一张去巴黎的往返机票，再从巴黎直接飞往柏林，几经周折，9月18日我终于在柏林“亚太周”开幕式之前一小时赶到柏林机场。我的两个助手则带着我准备在开幕式穿的衣服赶来与我会合。我的行程如此紧张，混乱中我的行李没有到达，我身上穿的是适应美国气候的休闲装，柏林的天气已经冷多了。虽然大家会原谅我逃难而来，但我还是在机场花了不足十分钟时间匆匆买了件呢大衣和较正式的一套衣服，然后直奔开幕现场，到达的时候就只差十分钟。
从纽约赶到柏林的历险让我想到另外一件事，或许可以解答人们常常问我的问题“你成功的秘诀是什么？”我想我不是个天才，惟一可以解释的就是：“决不轻易放弃。”
柏林的朋友都对我这个死里逃生出来的人充满好奇，把我“9·11”录像带放给德国电视台的编辑看，他们难以置信。也许是在和平的环境与我所经历的逃生的情景反差太大了，特别是，他们简直无法想象在那种混乱奔走的时候还能想到去拍摄，我又不是一个电视台的特派员或战地记者。
（本文标题及小标题均系编辑所加，文章略有删节。）
（责任编辑 马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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