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他而言,这大衣是一件遗物,更是一种信念
一件旧大衣
■王 筠
第一次看到志愿军老兵杨兰贵的那件旧大衣,还是20多年前的一个寒冷冬日。
临近年关,按照惯例,我和武装部的几个同志一起,走访慰问老战士和军烈属。这天,我们来到了汶河岸边的汶河村,看望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的志愿军老兵杨兰贵。
时近正午,难得一见的太阳挂在当头,给寒冷的冬日带来了些许温暖。杨兰贵老人和他的老伴都在不大的院子里晒太阳。老两口相对而坐,面前摊放着一叠棉被似的东西。走近了,我才看清那是一件不知道什么年代的旧大衣,说黄不黄,说白不白,袖子、肩膀和大襟处还打着补丁,显示出岁月的印痕。大衣的里子已经被虫子啃咬得不成样子了,好像提起来一抖就能散了架。
那时候的杨兰贵年过古稀,身体还很硬朗,头脑也清晰。他对我们笑了笑,像是自言自语地说:“毁了,都毁了,不能穿了。”
看着面前的老人,我想打电话请负责后勤的同志送一件军大衣过来。老人家南征北战大半辈子,如果寒冬腊月连一件御寒的大衣都没有,会让我们这些晚辈心生不安。杨兰贵的老伴闻听,用响亮的沂蒙口音对我们说:
“不是缺新的,是他这个旧的舍不得扔。藏金藏银似的藏了几十年了,舍不得穿,舍不得盖。你看看,都给虫子咬毁了……”
杨兰贵1947年参军。那一年5月底,孟良崮战役在他的家乡打响,他跟村里的乡亲们一道为队伍抬担架。战斗打了三天三夜,他们抬了三天三夜的担架,从孟良崮周边的阵地上抢救下来很多我军的伤员。伤员中有一个华东野战军第9纵队的班长,大腿上中了一枪,还不肯下来,是杨兰贵硬给抬下来的。
班长和杨兰贵因此成了无话不说的好友。后来汶河村村头上过队伍,杨兰贵又看到了那个班长。班长坐在一辆牛车上对他招手,嗓门异常洪亮:“小贵子,你年纪轻轻的搁家里头有个嘛耍头?走,跟上俺,上前线打仗去!”
小贵子是杨兰贵的小名。
杨兰贵就这样跟班长走了。他参加的是华东野战军第9纵队,也就是后来的第27军。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他们所属部队紧急开赴中朝边境鸭绿江,来不及休整和换装,十几万大军就冒着漫天大雪踏上了陌生的战场。他们的目标,是盖马高原上的长津湖。
当年的班长这时候已经是杨兰贵的连长了,虽然腿上的旧枪伤让他走起路来一踮一踮的,但是指挥打仗麻利得很,有股不服输的劲头。
天寒地冻,气温已经降到零下20多摄氏度。由于缺乏御寒的服装和果腹的食物,部队减员非常严重,每天都有因为冻伤而无法行军的官兵掉队。每晚宿营的时候,连长都会拿出一件土黄色的翻毛皮大衣,杨兰贵和几个战友盖着连长的皮大衣,紧紧靠在一起取暖。
部队夜行晓宿数个昼夜,终于赶到了长津湖战役集结地,一举将敌军分割包围在长津湖水库东、西、南三岸,发起了一波又一波顽强、惨烈而又悲壮的攻击。
让杨兰贵刻骨铭心的那一战,他和战友们潜伏在积雪覆盖的阵地上,又冷又饿。刺骨的寒风像刀子一样割划着他们的手脚和脸庞,开始还有痛感,后来渐渐变得麻木,没有了知觉。当夜幕降临,冲锋号激越吹响的时候,他无论如何也爬不起来。连长听到他痛苦的声音,把那件大衣甩在他身上,举枪冲向了山下的敌人。
这一战,志愿军第27军全歼美军第7师第31团,将这个不可一世的“北极熊团”的团旗踩在了脚下。
杨兰贵记得他的老连长姓黄,是胶东人。但是老连长没能看到缴获“北极熊团”团旗的时刻,也没能再见到他从沂蒙山区带出来的兵。腹部中弹加上失血和严寒,使他倒在了迎击新兴里敌军的道路上,牺牲在零下几十度的长津湖畔。而他的电话兵杨兰贵却因为这件大衣保住了生命。他冻掉了三个脚指头,最终随着志愿军胜利凯旋。
杨兰贵后来想,连长要是不把那件大衣给了他也许就不会牺牲,他会伤愈归队,一踮一踮地重新带着他们冲锋陷阵。连长还是他的连长,他们还会裹着同一件大衣度过一个又一个漫漫长夜。
后来,杨兰贵复员回到了沂蒙山,这件大衣也被他带回了家乡。于他而言,那是一件遗物,更是一种信念。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杨兰贵经历了各种变化。但是无论走到哪里,他都一直保存着那件大衣,哪怕它已经被虫子咬得破败不堪。
再一次见到杨兰贵老人,是五六年前的事情。
那时我已经离开沂蒙多年,因为创作抗美援朝战争题材长篇小说而重返故地,再访志愿军老兵。杨兰贵老人已经94岁了,还住在那个农家小院里。我特意问了问那件大衣的事情。老人家颤巍巍地把我领到一个墙角,打开一口老旧的樟木箱子。昏黄的灯光下,他从抗美援朝战场带回来的大衣正静静地放在箱子里。
一年后,志愿军老兵杨兰贵去世了,享年95岁。我没能去送老人家最后一程,当然也没能再看到那件大衣。沂蒙山有老人过世,将其遗物在逝者坟前通通烧掉的习俗,我以为那件大衣也不例外。
今年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争胜利70周年。借着这个契机,我再次回到沂蒙。没想到,在当地的纪念馆,我又见到了杨兰贵的大衣。
经过了真空包装和处理,那件分不清颜色的大衣工工整整陈列在纪念馆的玻璃展柜中。每当参观者经过,都会停下脚步,聆听那一段温暖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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