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学经典《三略》中蕴藏的兵学智慧

《三略》的兵学智慧

■李元鹏

从战国到秦汉，是中国古代政治格局趋于统一的历史时期。与此相应，先秦异彩纷呈的学术思想也在这一时期出现互渗与融合。此种背景下产生的《三略》，是博采诸家之长、兼收诸家思想为我所用的“大一统”兵学的代表。除兵学问题外，《三略》主要对政治与军事的关系、求贤与治民等问题进行深入讨论，内容广泛、见解深刻，在宋代被列入《武经七书》，成为中国传统兵书中的一部经典。

兵学是时代的产物，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的烙印。对于战争，春秋时期的《孙子兵法》强调的是“霸王之兵，伐大国”，战国时期的《孙膑兵法》则主张“战胜而强立”，这些认识均有时代赋予的鲜明外向性和进取性。《三略》产生的时代，政治上实现了统一，战争不再成为社会生活的主旋律，思想上的“大一统”观念得以确立。在这样的情况下，兵学所关心的重点不再是“取天下”，而更着意于“安天下”和“治天下”。这也是《三略》从兵学角度所要回答的主要问题，决定了该书与春秋战国时期兵书有所区别，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大一统”兵学。

《三略》博采众家之长，不仅大量引用前代兵家及古兵书《军谶》《军势》中的内容以表达自己的思想，对于道、法、儒等诸家思想中的合理成分也有吸收和借鉴，最终建立起一个以黄老道家学说为基础、多种思想熔为一炉、汇通诸家思想的兵学体系。全书始终以维护国家统一和安全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不仅在战争观上有所反映，在治军、选将，甚至作战思想中均有所体现。

在“大一统”格局下，战争不再以“争霸”和“强立”为目标，而是更多地带有内顾性和守成性，强调“废不义而复有德”“平天下之乱，而除万民之害”。《三略》在吸收道、法、儒等诸家思想的基础上，通过对社会、战争历史和现实的深入观察和理性思考，形成了其战争观。《三略》承认战争是“天道恶之”的“不祥之器”，具有很强的破坏性，因而反对“利土壤之广，而贪金玉之略”的不义战争。但同时，它也肯定战争在维护国家安全和统一中的积极作用，认为战争的目的应当是“诛暴讨乱”“扶天下之危”“除天下之忧”，所以要“以义诛不义”，如此才能得到民众的广泛支持，才能在作战中所向披靡，“若决江河而溉爝火，临不测而挤欲坠，其克必矣”。在此基础上，《三略》强调国家保有强大武备的必要性，“虽有甲兵之备，而无斗战之患”。这里说的“甲兵之备”，目的不是为了征伐，而是为了有备无患，且可慑止战争，这与前面倡导的“义战”观念是一致的。

当国家面对战争威胁时，《孙子兵法》提出了“先谋”的命题，即在交战之前将可能的情况及处置办法思虑清楚；《三略》则提出更为超前的“守微”，指出“若能守微，乃保其生”。明人刘寅在《武经七书直解·三略》中对“守微”作了解释：“微者，不露之意。守此刚柔、强弱之心于几微之际也。”即在事情尚未出现之前做好准备，或加以处置。从时间节点上看，“守微”应当比“先谋”更早；“先谋”是在战争必然发生之前，“守微”则是要更早地预判战争可能发生而提前加以处置。这就要求比“先谋”能力更强的长远谋划和战略布局。《三略》还特别强调将领权威的获得，根本上取决于正确的形势判断、恰当的战场调度和坚定明确的战场指挥，认为“谋可深而不可疑”，只有对战场形势有精审的判断，才能做出正确的决策，赢得战场上的胜利。胜利会激发士气，团队的凝聚力自然也会增强，反过来又强化了主将的权威。如果主将能力不足，则必会出现“兵老则将威不行，将无威则士卒轻刑”的局面。

“大一统”观念不仅是一种政治理想，也是一种在历史积淀中形成的文化心理，成为中华民族的集体意识。如何实现国家的完全统一，守护来之不易的安全环境、维护安定团结，也是我们今天要面对和思考的重要问题。作为“大一统”兵学的大成之作，《三略》蕴含着诸多卓识独见，其所主张的“刚柔兼济”“文武并用”的治国方略、“释远谋近”的战略理念等，都具有超越时空的价值，至今仍具有很强的启发性。

作者小记

李元鹏，工作于军事科学院战争研究院，主要从事近代军事史和军事思想史 研 究 ，出 版 有《中 国 兵 学 通 史·近 代卷》《广名将传（译注）》等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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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略》，又称《黄石公三略》，一说由黄石公所作，由张良所传。《汉书·艺文志》未著录该书，《隋书·经籍志》著录《黄石公三略》三卷，注：“下邳神人撰”。《新唐书·艺文志》和《宋史·艺文志》均有著录。《三略》历代注家很多，最早的注家应是东晋刘昺，但注本未能流传。宋神宗元丰年间，《三略》被编入《武经七书》。此后注家有施子美的《武经七书讲义·三略》、明代刘寅的《武经七书直解·三略》和清代朱墉的《武经七书汇解·三略》等。当代研究成果有：黄朴民著《黄朴民解读三略·六韬》、宫玉振著《白话三略》、许保林著《黄石公三略浅说》、唐书文著《六韬·三略译注》等。（元　鹏辑）

首部专述战略的兵学经典

■葛业文

司马迁在《史记》里，记载了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故事：秦朝末年，张良隐姓埋名流亡到下邳（今江苏邳州）一带时，在一座桥上，遇见了一位老人，授予他一部《太公兵法》。老人还对张良说：你我将在济北见面，谷城山下的黄石，就是我。张良得此书后如获至宝，经常研读，后来辅佐刘邦击败项羽，一统天下。再后来，张良途经济北，果然在谷城山下见到黄石，便将其取回供奉。

后人据此将这位授书老人称为黄石公。有的兵家和学者还认为黄石公传授给张良的兵书就是《三略》；《三略》是黄石公在《太公兵法》的基础上推演而成，故而又将《三略》称为《黄石公三略》。不过也有人对此表示怀疑，认为其书“文义不古，非秦汉以前书，疑为后人伪托”。我们考察分析《三略》的思想内容和文字风格就会发现，这部书不会成书于秦汉以前，其真正作者已不可考。

那么，《三略》成书于何时？学术界众说纷纭，存在争议。有的学者根据《后汉书·臧宫传》中光武帝诏书援引《黄石公记》所说的“柔能制刚，弱能制强；柔者，德也；刚者，贼也”这段话，觉得与《三略》中所载内容非常相似，而将成书时间推测为西汉末年。也有学者基于《三略》中自言书系“为衰世作”和全书以道家黄老思想为主体的特点推断，该书最终成书于东汉末年。如今来看，综合文献著录、《三略》的文字及思想所反映的时代特征等诸多情况，后一观点更具说服力。

有关《三略》的作者和成书年代的那些争论，并不影响这部书的思想价值以及它在兵学史上的地位。《三略》是中国古代非常有名的一部兵书，被很多兵家所看重，宋代被列为官方颁行的《武经七书》之一。全书3800余字，分《上略》《中略》《下略》，故名《三略》。在《武经七书》中，《三略》显得较为“另类”。中国传统兵学著作大多致力于研究战争问题，揭示用兵作战、克敌制胜的客观规律和一般原则，而《三略》却另辟蹊径，着重探讨战略问题，阐述如何治国安邦、驭将统众。这使得《三略》成为中国古代第一部以专述战略为特色的兵学著作，在兵书丛林中独树一帜。

《三略》认为“庶民者，国之本”“以弱胜强者，民也”，即民众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因素，强调指出必须重视民众的作用，获取民众的拥护和支持，如此才能战胜敌人。这种战争观与先秦以来“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中国传统民本思想一脉相承，体现了作者在战争胜负本质问题认识上的智慧和洞察力。

作为一部主论战略的兵书，《三略》以其丰富深邃的思想内容和别具一格的特色，受到人们关注。宋代学者戴少望认为《武经七书》中“惟《三略》通于道而适于用，可以立功而保身”。《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则评价其“大旨出于黄老，务在沉机观变，先立于不败，以求敌人可胜，操术颇巧，兵家或往往用之”。优秀的思想文化往往可以跨越国界，传播得更远。《三略》在唐末传入日本，受到热捧，不少学者专门研习此书，为之著书立说。后来它还传入朝鲜，并以朝鲜文字刊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