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公做出了一个决定，11位副总理集体辞职

新中国成立后，国民经济得到发展的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也在不断地探索中逐渐进步。

受到我国长达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影响，初生的社会主义国家并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所以在建国之初的30多年中，党和政府的干部存在着事实上的终身制。

另一方面，在十一届三中全会过后，全国各地都开展起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这一工作任务需要大量的人手，导致政府工作人员出现供大于需的现象。到1981年，国务院的副总理多达13人，工作部门多达100个，其中光是经济管理部门就有71个，人员冗余问题已经非常突出。

邓小平回归中央后，非常敏锐地差距到这一现象背后隐藏的巨大危害。

首先，领导干部搞终身制与自然规律不相符。身为国家领导干部，每天都面临着许多大事要处理，需要耗费大量心神，然而中央很多老干部已经年近花甲，不论体力还是头脑都远不如年轻时了，很多干部甚至只能在家里办公，把一些事务交给身旁的助手处理。长此以往，不仅老干部的身体扛不住，还容易造成“大权旁落”，导致某些别有用心之人趁机从中获益。因此，邓小平认为新的血液是领导班子所需要的，老干部逐步退出政治舞台是一种自然的结果。

新中国成立后，国民经济得到发展的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也在不断地探索中逐渐进步。

受到我国长达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影响，初生的社会主义国家并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所以在建国之初的30多年中，党和政府的干部存在着事实上的终身制。

另一方面，在十一届三中全会过后，全国各地都开展起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这一工作任务需要大量的人手，导致政府工作人员出现供大于需的现象。到1981年，国务院的副总理多达13人，工作部门多达100个，其中光是经济管理部门就有71个，人员冗余问题已经非常突出。

邓小平回归中央后，非常敏锐地差距到这一现象背后隐藏的巨大危害。

首先，领导干部搞终身制与自然规律不相符。身为国家领导干部，每天都面临着许多大事要处理，需要耗费大量心神，然而中央很多老干部已经年近花甲，不论体力还是头脑都远不如年轻时了，很多干部甚至只能在家里办公，把一些事务交给身旁的助手处理。长此以往，不仅老干部的身体扛不住，还容易造成“大权旁落”，导致某些别有用心之人趁机从中获益。因此，邓小平认为新的血液是领导班子所需要的，老干部逐步退出政治舞台是一种自然的结果。

其次，人民群众对于领导干部的终身制并不满意。终身制导致许多有才能的干部一直得不到该有的上升机会，从而使得工作积极性下降，最终影响到的还是人民群众的利益。邓小平在1980年与外国记者会谈时就明确指出，人们“对搞终身制的领导人已经厌烦了”“没有哪一本书写着应该由老年人统治，和领导人应该成为终身的领导人”。

因此，领导干部的终身制是不利于党和国家的长远利益的，中国封建社会已经给予过我们教训，终身制不利于政权的平稳过渡，甚至有引发政治事变的风险。以史为鉴，我党要始终保有先进性，那么就需要有一个先进的制度作为保障。

处于以上的深入考虑，邓小平决心将这个问题彻底解决掉。其实，我国自成立后进行过数十次政府机构改革，但这些改革总是陷入“精简”和“再次膨胀”的循环之中，没有发挥多么大的实际作用。如果想要推进改革，将会面临不小的阻力，邓小平对于这些困难心知肚明，他也明白改革必定会“得罪人”，但是对于党和国家的发展而言，这个老大难的问题绝不可以放过，因此他的态度非常坚定：老干部应当将位置让出来，把它留给更有才能、更有精力的中青年干部。

邓小平既有改革的魄力，也具备充分的智慧。他在解决问题时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原则，以多样化的方法推进老干部退休的落实。一部分老干部不愿退休是因为想要继续在岗位上发挥余热，为国家服务到最后，邓小平明白他们的出发点很好，因此使用了温和的劝说方式，让他们明白年龄到了之后退休也是为国家做贡献的途径。

还有一些老干部则是担心自己和子女在退休后的待遇问题，邓小平也予以安抚，表示干部退休福利制度会不断完善。有一部分老干部经过劝说还是存在一些抵触情绪，因为他们中有些在文革中被打倒，没能在青壮年时期发光发热，很希望能在复出后有所作为。邓小平对于这种情况也有应对之策，他决定设立一个中央顾问委员会。德高望重的老干部们从原先的岗位上退下来之后，可以进入中央顾问委员会，这些老同志们经验丰富，也很有能力，能够在新的位置上发挥他们的指导、监督和顾问作用。

退休制度的建立还需要周密、系统的规定，包括健全干部的选举、招考、任免、考核、轮换制度，还有对各级各类领导干部职务的任期、离休、退休情况制定明确的标准等。1982年12月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通过，这正是国家机关干部系统彻底地向干部任期制转变的一个标志。国务院原本有13位副总理，改革后减为2位，工作部门也从100个减为61个，原本部门之间没有划分清楚职责导致多头管理的现象得到了改善。

老干部按照规定退下去，接着还得有年轻干部顶上来。这项任务也落在了老干部身上，他们有责任选好接班人，可以通过调查研究、找人谈话、听群众意见等方式进行。建国以来一次规模最大的干部交接班工作就是从1982年开始的，全国加起来将近100万名中年、青年干部走上各级领导岗位，为我国各个职能部门带来了新风。

一方面为了改革的措施能够更加顺利地推进，一方面也是邓小平早已经有这个想法，他率先就以实际行动践行了退休制度。其实，早在他刚复出的时候，他就是很多人心中新一代领导人的候选，然而他自己并没有这个愿望，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长远利益出发，他推荐了其他同志担任国家主席和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职位，自己只担任国家军委主席一职。从1980年到1983年，邓小平先后辞去了国务院副总理和全国政协主席的职务。

1987年，在党的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之前，邓小平又提出了退休的愿望，中央经过反复考虑后，决定留任邓小平军委主席的职务。但是邓小平对于这种“半退”的状态并不满意，他认为退休就应该彻彻底底，于是在1989年十三届五中全会上，身体很健康的他强烈要求辞去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中央领导对邓小平的意见持有充分尊重的态度，同意了他的要求，至此邓小平完全退出了政治舞台。

在邓小平心中，退休并不代表自己就再也无所作为，他希望自己告别中央领导的职位，但在有生之年依然可以尽力为国家、为人民做一些事。

邓小平的眼界是非常宽广且长远的，劝11位副总理下台也好，缩减中央部门的数量也好，乃至自己多次主动辞去职位，彻底淡出政治舞台，都是出于对国家的稳定和发展的考虑。

（责编：李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