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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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世纪中叶，香港就开始北上，一路伴随殖民者撬开帝国大门的枪炮声响……那一场屈辱改变了香港的命运，命运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出现了新的拐点。
　　新的拐点也改变了多数香港人的命运。
　　香港再度北上，似乎是一条不归路。
　　香港北上，除了资本之外，北上的还包括金庸、梁羽生和“浪奔浪流”的粤语歌曲、电视连续剧……还有资本主义社会的形形色色。
　　1997之后的香港，是中国政治版图的不可或缺。香港不可逆转的北上，使中国和平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出现了充满动感和活力、开放和急速、自由及法治等“香港元素”，或称核心价值。
　　香港北上和继续保持它的独特性并行不悖，它将诠释“自由＋法制＋民主＝繁荣＋和平＋稳定”的核心价值方程式，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再度扮演独特角色。
　　天将降大任于香港！
　　　　　　　　　　　　　　　　　　　　　　　　　　　　　　　　　      杨锦麟（凤凰卫视）

那个时代没有童工吗
　　山西黑窑老板压榨童工的罪行让人毛骨悚然，此事一经披露，激起一片声讨之声。上网看到众多附和的某种说法：还是×（毛）时代好啊，谁敢用童工？
　　看来留言的是年轻朋友，他们根本不熟悉那段历史，对于某些谎言，竟迷恋到如痴如醉的地步！
　　1958年大跃进，我才7岁，就在老师的带领下，白天去拣矿石，晚上夜战收苞谷，一天劳动10多个小时，有时甚至通宵劳作。
　　1959年10月，我的父母在一周内活活饿死，从此我们姐弟三人既要读书，还要到生产队挣工分。我们没有享受过一分钱的优惠。同时，常常要参加学校的义务劳动，到山上种地月余，自带口粮。我们没有吃过一顿饱饭，面黄肌瘦，皮包骨头。
　　文革初，我是小学教师，每逢农忙，都要带七八岁的学生参加劳动。
　　把“学工学农”与强制使用童工相提并论，是否安当？请酌。1974年起，我来到城市中学，每年带十二三岁的孩子到工厂劳动一个月……
　　在约20年的时间里，我吃过苦，受过非人的待遇，同时，我又在“学工学农”的旗帜下，让学生干过超时超体力的劳动。这就是我经历过的冷冰冰的事实。
　　奇怪的是，在改革开放后，不少人似乎忘掉了那个时代的灾难和祸害，不少人似乎把那个时代当成艳阳高照的美好年华，他们没有想到饥饿的滋味，以及剥夺个人自由的悲剧。这只能说明，和谐社会只能建立在正视历史、反省历史，切实推行法治的基础之上。
　　　　　　　　　　　　　　　　　　　　　　　　　　　　　　　　　　　　傅天雨(云南大理)

黑窑事发全因报道选错角度？
　　山西洪洞黑窑事件举世皆惊，人神共愤。对此，洪洞地方相关负责人压力很大：“这本来是洪洞警方在一个行动中查出来的案子，没想到媒体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报，搞得很被动，洪洞的县委书记、县长都不敢接电话了。”（6月21日《东方早报》）
　　县委书记、县长紧张得连电话都不敢接，看来有关方面的确“很被动”。的确，如果不是诸多方面的阴差阳错，相关官员远没有现在这么“被动”。“黑砖窑”最终水落石出，起到关键作用的是当地警方和当地媒体。就警方而言，发现“黑砖窑”纯属“正打歪着”。当地警方开展“飞虹亮剑”行动，本来是排查消防隐患、民爆物品及非法开采，当排查到一处小砖窑时，凭着职业敏感，警方怀疑所在窑工有可能受到了非法的人身限制，随后组织大批警力包围砖窑，“黑砖窑”事件随之初现端倪。
　　出了这么恶劣的事件，如果当地媒体和当地政府及时“沟通”并达成共识，以最合适的角度进行“正面报道”，有关方面不仅不会如此“被动”，反而还能在“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政绩上又添上重重一笔。但要命的是，“没想到媒体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报”，这样一来，不仅有关方面所做的努力和“光辉形象”荡然无存，众多的官员还有可能面临失职、渎职、甚至官商勾结等问题的“有罪推定”。
　　“黑砖窑”事件最终浮出水面，可谓“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只不过，这遍地成荫的“柳”不是堪用之材，而是某些官员仕途上的荆棘，升迁路上的毒刺，甚至监狱的敲门砖。好事竟然“坏了事”，全因“媒体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报”。闻听官员这番“苦衷”，笔者不禁暗暗担忧：当一切归于平静之后，有关方面会不会找媒体“秋后算账”？或者提高警惕，防火、防盗、防记者，全程陪同？再不，就对媒体报道的“角度”进行严格的审查，凡“角度不合适”的报道一律格杀勿论？
　　　　　　　　　　　　　　　　　　　　　　　　　　　　　　　　　　　樊艳兵　(湖北团风)

菜刀祝福父亲
　　“一个16岁的孩子，一边卖烧烤一边谋划了两年，所谋之事就是为了杀掉他身边仅有的两个亲人，他的父母亲，结果，他只成功了一半，只是杀掉了他的母亲，而也许是因为过几天就是父亲节的缘故，他的父亲捡了一条命，这是老天爷在捉弄还是人间伦常惨剧的又一次重复？……”
　　这是我自作主张为凤凰卫视的“文涛拍案”写的台词，脑中自然联想起老窦在说起这个事的时候，他脸上是如何沉痛万分的惊恐表情。
　　“我两年前就已经有杀他们的念头了。”（《冷血少年杀父弑母蓄谋两年》6月14日《广州日报》）
　　这个曾经的三口之家，是这座城市无数生活在最底层的外来家庭中的普通一个。
　　教育、休闲、旅游甚至于轻言细语地说话，对这个贫贱夫妻百事哀的家庭来说，都属于奢侈品。2001年涛涛来到广州，在外来子女学校念完四年级后就辍学，每天跟着父母卖烧烤。
　　“他们很烦，经常骂我，用很恶毒的词语。”涛涛对父亲的印象就是：来广州之后，亲情关系开始死掉，他们从来都没有跟我谈过心，爸爸只是命令我去干什么，从来不问我自己的意愿，和他一点感情都没有，和他们根本没有话说，他们只是每天管着我。
　　小时候，笔者也经常在被老爸打骂后发下毒誓：哼，等我长大了，一定把你打个半死。涛涛的不同之处在于，他做了。我因为成长过程中，在离开家庭后，得到了种种来自家庭之外的关爱，如好同学，好朋友，较为宽松的学习环境，而对人生，对社会，有了更多希望，知道走过去前面还有天。父母对我来说，只是人生某个驿站上的守护人。
　　可是，涛涛看不到，也想不到，他看到的，只是一线天，这个世上没有一只手帮他把这一线天拨开点，多照一点阳光进来。
　　穷困家庭的孩子涛涛成了哲人，他说：“广州是一个繁华的城市，但是我们很孤单。”
　　　　　　　　　　　　　　　　　　　　　　　　　　　　　　　　　　　　　戴斌（广州）

“中国大运河”，谁出的馊主意
　　京杭大运河将更名为“中国大运河”申遗，涉及城市从18个增加到24个；沿线城市将成立“中国大运河申遗办公室”。（6月21日《人民日报》）
　　“京杭大运河”升级扩容为“中国大运河”，这头衔似乎是实现了本质上的跨越，从最初的以运河两端的城市命名，一跃而成为以拥有960万平方公里土地的国家为名头，可谓“连升三级”。而这样的改名伟业之所以能够一路绿灯，毫无阻碍，甚至得到广泛的好评，“申遗”无疑是一张无往而不胜的“通行证”，君不见，为了申报世界遗产，原本应当是极具地方特色的文化、建筑或是景观，往往非要冠以一个超级名头，或是找个知名靠山，最最不济，也要拉帮结伙，争取打包上市。至于这样包装改扮，与其说真是为了保护或是传承什么文化遗产，倒不如说是为了炒作概念、吸引眼球，真正的醉翁之意也不在“申遗”本身，而在乎“申遗成功”之后滚滚而来的经费或是其余附加好处罢了。从这个角度来看，仅仅给“京杭大运河”披上一件外表更加宏大华丽的“马甲”，对于“大运河”本身而言或许不过是一件“皇帝的新装”而已，而在这个改名的过程中，具有悠久历史的“京杭大运河”名称中的历史文化内涵尽失。
　　按照这种思路，我真担心有一天这些人会将“长城”改名为“中国城墙”。
　　　　　　　　　　　　　　　　　　　　　　　　　　　　　　　　　　　　　武洁（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