夕阳下的军用水壶
■谷 昊
这是十几年前的事了。
夕阳,燃烧着下坠。巷尾老楼斑驳的墙面被涂上一层淡黄,从墙缝里斜出的枯草,在风中摇晃。我租居的三楼房间朝西,木窗棂的漆已经斑驳了,推窗时,会发出“吱吱呀呀”的声音。
记得搬来的第一天,我扛着装满书的纸箱刚推开门,就听见楼下有人扯着嗓子喊:“阿梅!”那是一位脸庞清瘦、满脸皱纹,穿着旧军装的老人。只见他斜挎着军用水壶和帆布包,那壶身坑坑洼洼,壶底有个拇指大的深绿色“补丁”。
一个穿浅灰外套的女人从巷口跑过来,手里拎着个保温桶,几缕汗湿的头发粘在额上。“爹!不是说好在杂货店门口等我吗?怎么回去了?”
老人浑浊的眼睛突然亮了,“鬼子的炮弹打过来了,快跟我走!”
女人上前整好老人的衣领,声音软下来,“您看您,又忘了,我是珍珍啊。”
老人茫然地追问:“阿梅呢?我要去找她!”
“阿梅出去了。”珍珍扶着老人往巷口走。
往后,每当夕阳挂在巷口树梢,我总撞见珍珍扶着老人在院里散步,那个水壶被老人紧紧攥着。
可两个月下来,我从没见过他们家的那个“阿梅”。
后来我才知道,老人姓周,是抗战老兵。
“我爹这几年得了阿尔茨海默症,连我都不认识了。”周珍告诉我,这水壶是老人的命根子,以前只有逢年过节他才舍得拿出来擦拭。可自去年起,他开始忘事,天天把壶带在身上,也只记得“阿梅”了。
这父女俩的摩擦是常有的。一天,我刚到楼下,就听到楼上传来“哐当”一声响,接着是老人的怒吼——你滚!我跑上去,只见帆布包被扔在地上,一张黑白照落到我脚边。那上面是一个穿棉袄的年轻女军人,扎着麻花辫,扛着步枪,眼睛笑成月牙。她的身后,硝烟正慢慢散去。照片上有一行蓝墨色的字:1943年冬。
老人指着周珍喊:“你是鬼子的探子!你把阿梅藏哪儿了?”周珍捡起照片,看起来很委屈。“爹,您看,这就是阿梅啊!照片背后还有您写的字呢,忘了吗?”
“假的!都是假的!阿梅还在战壕里等着我送水呢!”他说着就要往外走,周珍赶紧拉住他。两个人拉扯间,老人的胳膊狠狠撞在门框上,“咚”的一声闷响。周珍强忍着的眼泪一下子掉下来了。
有一次,我看见老人坐在梧桐树下,手里拿着水壶。他的帆布包里,总装着两样东西:那张卷边的照片,还有一个红布包裹的铁盒。老人嘴里轻轻念叨着,声音很轻。“等仗打完了,咱们就找个有梧桐树的院子。你看咱们现在住的院子,多好……”
我以为这样的日子会一直过下去,直到和导师外出调研一个月后再次回到老楼。
连续3天都没在院里看见老人的身影,我心里不踏实,便拉住下楼倒垃圾的王奶奶:“您知道周爷爷和周阿姨去哪儿了吗?好几天没见着他们了。”
王奶奶叹了口气说:“周大爷前些天走了。”
我愣在原地。秋风还在吹,梧桐叶沙沙作响。
又过了一周,我看见周珍在家门口收拾东西。她一身黑色的衣服,头发很整齐,眼睛肿着。
“周阿姨……”我走过去,喉咙发紧,不知道该说什么。
“我要带我爹回老家,把他和他的阿梅葬在一起。”周珍把水壶小心地放在随身的布兜里,像是怕碰坏了。
“阿梅是我娘。”似乎看出了我的疑惑,周珍从帆布包里拿出一个红布盒子。打开盒子,她拿出一摞叠得整齐的信,“这信是我娘走前写的,我爹藏了几十年。”
我接过那些信,纸张已经泛黄发脆,上面的字迹有些模糊,还能看清开头的几句话:卫国,这水壶跟我3年,替我挡了子弹,也护住了咱肚里的娃。我这回怕是熬不过去了,你见壶就当见着我,好好把珍珍带大……
“1944年打鬼子的时候,我娘肚里正怀着我,她跟我爹在同一个阵地。鬼子炮弹炸过来,我爹把娘护在身下,子弹打穿了水壶。后来娘难产,生下了我,她却没有被抢救过来。他总说要是早点找到医生,娘就不会走了。”周珍断断续续地说着,“后来,我爹白天去工厂干活,晚上就在煤油灯下给我缝衣裳、热粥。小时候,他总把娘的那张照片压在枕头下,说‘这是你娘最威风的样子……你娘要是在,肯定比我缝得好’。”
这时我才知道,周珍的父亲叫周卫国,母亲叫沈红梅。周爷爷记了一辈子、念了一辈子的 “阿梅”,是让他爱了一辈子、愧疚了一辈子的妻子。
“这是我娘穿过的。”周珍又拿起一件旧军装展开来。“小时候我爹总说,娘穿这身最精神,扛着枪比男兵还利落。”
周珍跟我告别,阳光落在她身上,给她镀了一层温暖的光。
后来,巷口的梧桐黄了又绿,我总在傍晚习惯性地望向对面窗台。一年后,周珍给我寄来一张照片,背景是老家的小院,院角也有棵梧桐。她在屋前坐着,桌前放着那只水壶,阳光在壶身上像水一样流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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