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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功赫赫的丁盛将军被开除党籍到底“冤不冤”

来源:特战基地 编辑:西陆网 时间:2025-09-16 15:54
导读:据说,起诉书的材料来自四人帮在上海的党羽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三人的供词。我看后的第一感觉是:荒唐、幼稚,丁盛怎么能讲出这样没水平的外行话来!稍有点军事常识的人都

据说,起诉书的材料来自“四人帮”在上海的党羽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三人的供词。我看后的第一感觉是:荒唐、幼稚,丁盛怎么能讲出这样没水平的外行话来!稍有点军事常识的人都知道,在中国共产党绝对领导下的人民解放军,建制部队的调动大权集中於中央军委。对像丁盛这样的大军区领导而言,只要报请中央军委批准,哪个部队都能调动;未经中央军委批准,哪个部队也不能调动。因此,不存在哪个军调得动、哪个军调不动的问题。我尤其奇怪的是,起诉书为什么偏偏提到60军?要知道,60军在南京军区所属的几个军中,在历史上並不是很强的部队。倘若起诉书认定丁盛真的讲了60军他调不动这样的话,这可算是对这个军的褒扬,那么,反过来岂不是说南京军区的另几个军,其中包括鼎鼎大名的“硬骨头六连”所在的第1军,倒是可以放心,可以调动他们参加“四人帮”的叛乱吗?这岂不是在政治上对另几个军的的莫大的侮辱吗?

这个起诉书的材料虽然经不起推敲,但其执笔者在其他方面还是颇有心计,颇下功夫,可算是一个老到的刀笔吏。如丁盛明明是到上海一带作战场勘察后住进延安饭店,马天水等人是偶然得到消息去作礼节性拜访的,但他却写成“……丁盛到上海,在延安饭店和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作了半夜密谈”,笔尖轻轻一转,就变成丁盛是专门去上海与马天水等人密谋了。丁盛与马天水等人这次会面前后不过一个小时,当时丁盛身边的工作人员和时任南京军区政委的廖汉生都可作证,起诉书则写成“作了半夜密谈”!好个“半夜密谈”,要多严重有多严重!

又过了1年零8个月。1982年7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检察院”才对丁盛下达了一个《免予起诉决定书》。决定书完全肯定了1980年起诉书中所列的丁盛罪状,“已构成策动武装叛乱罪”,而且“经审查核实,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只因为丁盛是“从犯”,於是 “决定免予起诉”。

《免予起诉决定书》对丁盛“罪状”的表述与《起诉书》略有出入,引人注目的是这样两句:“(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丁盛)他们谈了在毛主席逝世后可能打‘内战’”,“丁盛还表示:‘我是准备杀头的’”。这两句话分量很重,对丁盛投靠“四人帮”的决心表述得淋漓尽致,但是 ,却又引起我的一连串疑问。这里最大的疑问是:丁盛与马天水等人素昧平生,政治上丁盛对他们毫不摸底,特别是徐景贤和王秀珍,还是为丁盛所鄙视的“造反派”,他们又没有预先串连,丁盛凭什么对他们竟会一见倾心,冒冒失失,不惜以自己的身家性命作筹码,毫无顾忌地同他们密谈“打内战”的问题呢?难道他不知道,从古到今,窃议最高领导人(古代是皇上)的身后事,都是要命的弥天大罪吗? 

“免予起诉”自然是宽大处理,但就性质来讲,仍属刑事犯罪,行政和党纪处分那是免不了的。职务早在1977年就没有了,决定书下达之后,接着是命令“退出现役”(有人乾脆称之为“开除军籍”),交地方安置,开除党籍。原有的物质待遇自然都没有了,每月只发生活费150元。

把丁盛交地方安置,也是有条件的:沪宁线不行,回广州不行,北京更不能去。争来吵去,直至1984年7月才把他交给了南昌市老干局的一个干休所,而且不得随带子女。

由於心情不好,生活、医疗条件又差,1984年9月18日,丁盛在去医院看病途中,突然心脏病发作,重重地摔倒在地上。他感到自己快不行了,多年来遭受的无数屈辱郁积心头,他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的感情,这个打了半辈子仗、人称丁大胆的老兵,竟然如江河决口,失声痛哭!在场者无不凄然。他认为自己不能这样糊里糊涂地揹着黑锅死去,他还是相信组织,相信共产党,他给中共中央发了一个电报,要求派人来听听他的最后陈述。总算不错,中共中央组织部和中纪委各来了一位处长。听了丁盛的陈述,两位处长也为之动容,却爱莫能助,只能答应回去后如实汇报。丁盛的病情日益严重,到了10月间,终於同意他回南京治疗。军队医院不能住,他被安排住进了铁路医院。

漫漫申诉路

丁盛是个性情刚烈的人。“文化大革命”中,虽然他也在风口浪尖经受了不少磨练,吃了不少苦头,但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有人会把参与政变阴谋的罪名加到他的头上。他困惑,他委屈,他愤怒,他豁出去了。他从不认“罪”,他奋起抗争。他同每一个要他交代问题的人吵,对着干。以后感到这样做没有什么用处,就横眉冷对,不理不睬。

他写过许多申诉,但都是泥牛入海。

笔者也介入了丁盛的申诉活动。

我与丁盛其实并没有很深的历史渊源。1949年8月,我所在的四野第48军解放赣西南地区后,军主力奉命就地驻防剿匪。这里是丁盛的家乡,当地一些群众向我提到他,我才知道有个丁盛。此时他是45军135师师长。1960年,丁盛率由44军和45军整编而成的54军主力在西藏平叛,恰巧我也参加了这场斗争,才第一次见到他,並有过短暂的交谈。1968年春他从新疆调任广州军区副司令员,一年多后任司令员,我先任军区司令部办公室秘书科长,后任办公室副主任,才与丁盛有了领导与被领导的关係。

我从1951年开始做秘书工作,1953年调中南军区司令部。几十年间,除当过几年作战参谋外,一直在秘书部门围着领导转。几十年的秘书工作经历使我得出一个结论:领导干部的活动,从工作到私生活,很难逃出一个尽职尽责的秘书或秘书部门的眼睛。以我对丁盛的了解,从一开始我就对加在他头上的罪名深感怀疑。及至看了他的“罪证材料”,更感到难以令人信服。

1988年8月,我回山东探亲,在烟台意外地与丁盛夫妇相遇。他们住在一个老战友的孩子家。我与丁盛进行了一次长谈。我问他:定案材料中讲,他曾於1976年8月8日对“四人帮”在上海的党羽讲,60军“我根本调不动”,“这个军的几个师,就摆在无锡、苏州到上海这一线,我很担心”,究竟是怎么回事?他激动地说:“根本就没这回事!60军是我到南京之后,为了战时加强长江口的防禦,经我提议,报中央军委批准,才从江北调到沪宁线的。如果我指挥不动,为什么要自找麻烦?”

如果不是心存偏见,应该承认丁盛讲得确有道理。 

定案材料又讲,“四人帮”在上海的党羽听了丁盛关於他指挥不动60 军的谈话之后,便给他们控制下的民兵突击下发了大量武器弹药,准备发动武装叛乱。材料的炮制者竟然没注意到,1976年12月10日发出的中共中央文件《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一)中,早已认定“今年(1976)6月,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病重后,王洪文多次催促上海市某些领导人给上海民兵发武器弹药”。可见此事早在所谓丁盛关於60军的谈话之前两个月,“四人帮”就已作了决定,现在却又扣到丁盛头上,露了大马脚。这种造假水平实在太低,用一句山东话讲,是顾头不顾腚啊!

听了丁盛本人的陈述和研究了若干材料之后,我感到对他的定罪材料存在着很大的任意性,破绽百出;而且对丁盛这样处理,并不是对他一个人的问题。我有责任帮他把此事弄出个究竟。

1989年冬,丁盛来广东,先到深圳他女儿克西家住了一段时间,春节后应广州军区原副司令员杨梅生的遗孀刘坚和军区政治部副主任李维英之邀,又到广州住了一段时间。1990年2月27日,在李维英处,丁盛夫妇、李维英夫妇、丁盛的老秘书陈宏康和我,一起研究了丁盛的申诉问题。大家得出一个共识:解不解决问题在你,但不可中断、放棄申诉,即使申诉无用,“立此存照”也好。随后,由我执笔写了一份《我的申诉》,针对《免予起诉决定书》所列罪状,逐条进行了辩驳。

这年5月,丁盛夫妇去了北京。丁盛先是找中共中央组织部,以后又找中纪委、军委总政治部。几个部门似乎都有权力、有责任管,又都有理由不管,跑了几个月,没有一点结果。最后他不得不去找他的老上级、十大元帅中唯一在世的聂荣臻元帅。这年聂荣臻已是91岁的老人。聂荣臻元帅办公室负责人周均伦很同情丁盛的遭遇,亲到丁的住处看望,建议丁盛给这位老帅写个报告。随后,周均伦拿着丁盛的报告向聂荣臻汇报了丁盛的问题。聂荣臻对丁盛在战争年代的表现和解放后的工作成绩都给予很高评价,但对丁盛在“文化大革命”后的情况,则因他在1967年后被打成“二月逆流分子”基本没有工作而知之甚少。他採取了客观、负责的态度,交代周均伦以他的名义把丁盛的报告批给中央军委的一位副主席和军委秘书长,请他们认真受理丁盛的申诉,弄清情况,按照党的政策作出适当处理。丁盛得到消息,不胜欢喜,但他苦苦等了一个多月,却再无下文。以后他了解到,军委这两位领导人根本没把聂荣臻的批示当一回事,其中一位还口出不逊,说是“多管闲事”!倘若聂荣臻当时还在台上,事情肯定不会是这样了。

这件事让丁盛受到很大刺激。元帅批了都不管用,在北京住下去已经毫无意义,而且北京的天气也冷起来了。他应在天津的一些老部下的邀请,又到天津住了几天,到民权门和金汤桥一带默默凭吊了当年攻打天津时牺牲的烈士,便又两手空空,悄然返回深圳的女儿家。

不愿解铃的繫铃人

沉寂了几年,丁盛决定继续申诉。笔者同他一起分析了形势:要认识到问题的複杂性,其複杂处就在於他被扯入了一个集团案,整个集团定性未变,他的问题很难单独解决。因此,要有长期思想准备。但是,如何申诉,还是大有文章可做。我注意到,丁盛的定案材料只有一条罪状,即由於他讲了60军不听指挥的话,结果导致“四人帮”在上海的党羽加快准备叛乱。而此事据说是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三人受审查时交代的。我想了一个“釜底抽薪”的方案:如果能让三人中的一人讲出他们当时是如何编造出这个口供的,岂不就可以从根本上推翻对丁盛的指控了吗?由於马天水已经死亡,而王秀珍是个工人,我建议从徐景贤身上突破。丁盛赞同我的意见。

1998年4月14日,我先给上海一位作家写去一信。这位作家以写“文化大革命”以来的重大事件内幕和风云人物秘闻而蜚声文坛,他与徐景贤是老关係,我与他有一面之交。由於不知道徐景贤的通信地址,给徐的信需请他转交,同时也希望他和徐先通一通气,做做徐的思想工作。信发出后不到一週,我又托去上海出差的一位熟人去拜访这位作家,着重就如何给徐景贤写信问题向他求教。这位作家表示愿意帮忙,並就该如何给徐写信提了很好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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