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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功赫赫的丁盛将军被开除党籍到底“冤不冤”

来源:特战基地 编辑:西陆网 时间:2025-09-16 14:32
导读:5月,丁盛按照作家的提示给徐写去一信,请作家转交。徐景贤等人的证词让丁盛毁掉了一生荣誉,饱受磨难,但丁盛在信中却表现了极大的宽容大度。他先是对徐热情问候,然后讲了他

5月,丁盛按照作家的提示给徐写去一信,请作家转交。徐景贤等人的“证词”让丁盛毁掉了一生荣誉,饱受磨难,但丁盛在信中却表现了极大的宽容大度。他先是对徐热情问候,然后讲了他的现况,最后才恳切地提出希望徐景贤本着对历史负责的态度,说明关於丁盛的那段口供或曰“证词”的来历。信中写道:“如前所述,给我定罪的由头是1976年8月8日我同你们三位的会面与交谈,而惟一的证据则是所谓你们三人的‘证词’。同样,这‘证词’又成为拒不受理我申诉的挡箭牌。我深知你们当时的处境,倘若真有什么‘证词’,也不难想见它是怎样产生的,其责任並不在你们。实际上对我的处理早已内定,有没有你们的‘证词’,其结果都是一样的。”丁盛在同时写给那位作家的信中,除对他的热心表示感谢,並提出如认为他给徐的信有何不妥,可以指出,退回重写。

然而,信发出后,徐景贤却未回应。

2000年春,我去大连看望我的入党介绍人、曾目睹董存瑞舍身炸碉堡的程摶九同志。归途我特意在上海停留。5月20日上午,我去拜访那位作家,专谈丁盛问题。他说,收到丁盛写给徐景贤的信后,便经由徐的小女儿将信转交给他。他说:“丁司令(他确实是这样称呼的)的信写得很明白,徐景贤看后也会认真考虑的。”但是,“根据我对他的了解,他现在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他是不会为丁司令员作证的。他知道,如果现在由他出面来推翻他原来的供词,那会给他带来很大的麻烦。如果是由组织出面,比如中央组织部收到丁司令员的申诉后向他作调查,那可能就会是另外一种情况,他会一五一十地把问题讲清楚。”“这个人很聪明,可惜太聪明了!”“听说他现在正在写回忆录,不知道他会不会提到这件事。”“他虽然已经恢复了公民权,但是仍由市ⅩⅩ局Ⅹ处管着。”最后,这位作家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丁司令员的问题,只有一个人可以解决——胡耀邦。可惜他死了!”

我认为这位作家对我这个新交的谈话是坦诚的。我提出,想争取和徐景贤直接谈谈。他把徐景贤女儿的电话告诉了我。我随即给徐女士打电话,说1969年开“九大”时我曾同她父亲打过交道,也可算是旧交,我定於22日离开上海,希望走前能看看她的父亲。第二天,徐女士来电话告诉我:他父亲和几个朋友到郊区去了,可能当天不能回来!

事情果如那位作家所料。既然他有顾虑,不肯见我,岂能勉强?罢了!

2004年,徐景贤在香港出版了他的回忆录《十年一梦》。他自称此书是“忠实於事实,对历史负责”,却对他在江青、张春桥等人指使下干的坏事极尽洗刷、粉饰之能事,並多有讹误。如书中讲:“九大”期间,上海代表团仅於三月二十七日、二十九日在住地京西宾馆对陈毅元帅批斗了两次,即听从周恩来的劝告“适可而止”。这是公然撒谎,实则对陈毅的批斗几乎贯穿“九大”的始终。他把时间、地点也弄错了:“九大”是四月一日才开幕的;上海代表团也不住京西宾馆,而是与我所在的广东代表团同住北京饭店。对丁盛问题,他在“特别法庭”上所作的“证词”中承认曾与丁盛有过“密谈”。而奇怪的是,在正文中却根本未提此事。这么一件关乎他和丁盛命运的大事,岂能疏忽遗漏?正如那位作家所说,这人“可惜太聪明了”!

总算有了一个“窝”

丁盛时断时续的申诉,也不能说没有一点结果。在物质待遇方面还是多少有些收穫。

1993年8月2日,总政治部、总后勤部联合向南京军区发出通知,将丁盛的生活补助费每月增加50元;可以享受与当地退休干部相同的生活补贴和与当地城镇居民相同的价格补贴;医疗由军队按正师职干部安排。

1995年,经中纪委和军委纪委协商,决定将丁盛收回军队,由广州军区接收安置。广州军区为丁盛在军区司令部干休所安排了一套师职离休干部住房。从此,丁盛夫妇结束了长达十几年的漂泊生涯,终算有了一个“窝”。

丁盛在生活上一向比较随便,随遇而安。自从遭整之后,在政治上他不服,他愤怒,他抗争,但是在生活上,他却努力使自己适应新的环境。过去他是不管家的,也不需要他管。现在,凡是力所能及的事情,他什么都干。1984年10月之后,丁盛因病从南昌回南京治疗,以后几年大部分时间便与妻子儿女们住在一条小巷内的一栋旧民宅里。当地居民经常看到一个70多岁的老人,提着篮子出入菜市,买些便宜菜。不久,大家便知道这是原来的南京军区司令员,是个老红军、老将军。有的邻居和他攀谈,感到这个老头儿很和善,很随和,怎么看也不像个坏人。有人叫他“丁司令”,他赶紧摆摆手说:“咳!别这么叫,我现在不是了,叫老丁。”

丁盛治军很严,但平时关心爱护干部,尤其关心下级疾苦,这方面口碑很好。他遭整后,54军和原45军曾在他领导下工作过的干部,几乎没人相信老军长会干起诉书所指控的那种事情。过去一些与他没有联繫的老部下,在他遭难之后,反而通过多种渠道与他联繫,有些人还邀请丁盛到他们所在城市走走看看。54军和原45军在解放战争时期从东北打到两广,不久后参加朝鲜战争,回国后改隶成都军区,参加了西藏平叛和中印边境作战,以后又先后转隶武汉、济南军区,因而全国很多地方都有54军的转业干部和离退休干部。丁盛应老战友和老部下之邀,与妻子一起到过不少地方。每到一地,探访者应接不暇。在北京和天津、昆明、重庆等地,因为要来看望的人和丁盛要回访的人太多,便有热心人组织聚餐会,北京的聚餐会竟然到了近200人。有的人与丁盛分别几十年,见到当年英姿焕发干练豪放的老首长,如今历经磨难,竟像是换了另一个人,无不为之黯然。丁盛夫妇要走了,大家争着为他筹措路费。有些早年转业的基层干部,生活相当困难,也一定要凑几块钱,表达一点心意。丁盛曾多次对熟人讲,他晚年有三靠:一靠妻子儿女,二靠组织,三靠老战友。前两靠不言而喻,第三靠丁盛感受最深。这些当年同生死共患难的伙伴,在他遭难之后,不仅在生活上关心他,而且在政治上继续信任他,大家不相信他会参与“四人帮”的阴谋活动。老战友、老部下对自己的关心和信赖,使丁盛得到极大宽慰,更激励了他为讨还政治清白而斗争的勇气和信心。一讲起同这些老同志的深厚情谊,丁盛就满怀深情,激动不已。

丁盛的第一靠是靠妻子儿女。在精神和生活方面,他确实一直得到妻子儿女的极大关爱,但在经济方面,实际上在很长一段时间他是指靠不上的。丁盛被点名批斗之后,还没等到正式处理,他的妻子儿女便都受池鱼之殃,几个孩子或转业,或下放,全家在经济上顿时陷入困境。上世纪80年代丁盛那150元的生活费,他要用於安排全家生活。他要尽量省钱。1993年8 月,他和妻子乘火车从济南回南京,嫌软卧太贵,买了两张硬卧。是老式的三层硬卧车厢,售票处按惯例卖给他们一上一下。丁盛让妻子坐在下铺,他费尽气力,战战兢兢地爬上爬下。到南京后,又是连日酷暑难耐,这年他整80岁,那能经得起如此折腾?结果大病一场,差点儿送了性命。这种日子,对一个过去的大军区领导人来说,心中会是什么滋味?

1995年4月,我受命为一位开国上将作传,去深圳採访住在女儿家中的丁盛。此时丁盛的几个孩子通过自身努力,都有了比较稳定的工作和收入,全家经济状况明显改善。採访完了我要离去时,丁盛起身从窗台上拿来一个装有许多硬币的罐头盒子,对我说:“你坐公交车,车上不找零,你拿点零钱去。”他夫人在一旁说:“深圳上车7毛钱,实在彆扭,还不如乾脆像广州那样,收1块钱算了。”丁盛听了一本正经地说:“我就不同意你的意见,我就不嫌麻烦,还是愿意省这3毛钱。”他的话让我感慨万千。有句俗话:“一文钱难倒英雄汉”。没有过过苦日子的人,是不会有丁盛这种感受,说出这样话来的。

丁盛在军区司令部干休所安家之后,物质生活有明显改善,心情也舒畅了许多。这里毕竟可算是他的“老家”——广州军区的前身是第四野战军,再往前追溯,抗日战争时期是八路军115师,红军时期是中央红军。丁盛一参加革命就在中央红军。说是宗派、山头情绪也罢,怀旧也罢,军人对老部队都怀有特殊感情。作为一个领导干部,到一个没有一点历史渊源的新环境和在老部队的感觉是大不一样的。特别是这个干休所的离休干部,大部分是丁盛任军区司令员时的司令部机关干部,丁盛对其中许多人都很熟悉,彼此可谈的话自然很多,也不必互相戒备。丁盛喜欢下象棋,情报部的一位副部长是和他经常交手的棋友,两人有时一下就是半天,杀得难分难解,旁边还经常围着一圈为两边支招的人。干休所领导自然也了解丁盛的情况,对他尽可能给予一些照顾。

1999年初,干休所建成一栋30层新楼。新楼各方面的条件都比丁盛住的房子要好。干休所又把他安排到新楼。丁盛对新房十分满意,他最喜欢的是主房的南面有个大阳台,夏天可以乘凉,冬天能晒太阳。他在阳台上摆了一个茶几和一对沙发,经常和夫人在此小憩。他曾对我说,他住过很多房子,但他最喜欢的是两套,一套是他当军长时在重庆住的,再就是这一套。这套房子设计合理、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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