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军队锻造“七一勋章”获得者：吕其明

　　开篇语：“七一勋章”由党中央设立，是党内最高荣誉。 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至今，经历百年风雨，无数优秀党员肩负民族之理想使命，不畏艰险，砥砺前行，留下彪炳史册的光辉事迹。今年是“七一勋章”首次颁授，29名功勋党员作为全党9100多万党员的优秀代表获此殊荣。其中，有11位勋章获得者来自人民子弟兵，5位是战斗英雄，6位有过参军经历，他们的军龄或长或短，有的是身经百战的老兵，有的仅有短暂的军旅生涯。这些由人民军队锻造出的“七一勋章”获得者们，始终保持着军人的优良作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把岗位作为战位，坚守职责，冲锋在前：用实际行动诠释着听党指挥，对党忠诚！

　　6月29日，伴着自己谱写的《红旗颂》乐曲，91岁高龄的人民音乐家吕其明步入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

　　“当时内心无比激动!多么熟悉的音乐，在建党百年时庄严奏响!”鹤发童颜的他沉稳地走在“七一勋章”颁授仪式的红毯上，微笑着向周围挥手致意。

　　吕其明：男，汉族，1930年5月生，1945年9月入党，安徽无为人，上海电影制片厂艺术委员会原副主任。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交响乐作曲家，著名电影音乐作曲家，坚持歌颂党、歌颂祖国、歌颂劳动人民。70年来先后为《铁道游击队》、《焦裕禄》、《雷雨》等200多部(集)影视剧作曲，创作《红旗颂》、《使命》等10余部大中型交响乐作品，300多首歌曲，《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等歌曲广为传唱。荣获“全国离退休干部先进个人”等称号和“中国音乐金钟奖终身成就奖”。

　　在我国现代音乐史中，不乏经过战争年代的生死考验，把自己的命运和国家的命运紧密结合起来的作曲家，聂耳、冼星海、任光、贺绿汀、吕骥、马可、李焕之、瞿维、朱践耳等都是这样大师级的杰出代表。吕其明虽然是他们中的后来人，但是以他所取得的艺术成就，排入他们的行列，也是当之无愧的。

十岁参加新四军，他的武器不是枪而是音乐

　　1930年，吕其明出生于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其父亲吕惠生曾在家乡无为县办教育、办报刊，是当地著名的进步人士。吕其明10岁时，便跟着父亲奔赴淮南抗日根据地，加入新四军第二师抗敌剧团。剧团演员每天都要跟着部队行军，到了驻地后还要抓紧时间排练演出，生活十分辛苦。年仅十岁的吕其明没有丝毫抱怨，跟着团员们咬牙坚持了下来。

　　1940年，新四军二师的抗敌剧团要演歌剧《农村曲》，需要小演员演逃难孩子小毛，看中吕其明，年仅10岁的他就这样成了抗敌剧团的一员。

　　1942年春天，作曲家贺绿汀受邀前来为剧团讲授乐理知识。联欢会上，他的一曲小提琴演奏，为吕其明打开了音乐的大门。在随后三个月时间里，吕其明跟随贺绿汀认真学习音乐知识，提高音乐水平。后来，他尝试着用学到的音乐知识把新四军军号曲调改写成了四部合唱曲《向前进》。

　　吕其明就像进了一所没有围墙的大学，在那里唱歌、演戏、教歌、行军、打仗、宣传鼓动。他还常常跟团下乡巡演，每天行军七八十里，到了驻扎地便搭戏台，为乡亲们演出。遇到暴雨天气，大家就用草绳绑在一起，以防散失。环境太艰苦了，吕其明时常吃不上饭、洗不上澡、没衣服换，身上到处是“革命虫”(虱子)，不得不长期剃光头。在那样残酷、动荡，随时随地有生命之虞的战争年代，吕其明却被点燃了音乐梦。

　　1943年，一次行军路上，吕其明遇到了日本敌军的扫荡，命悬一线。在老百姓的掩护下，他和几位战友蜗居山洞，用茶缸子接雨水喝，撑过七天七夜。敌军曾经拉着老乡逼问山上有没有新四军，老乡们坚称没有。那份“军民鱼水情”让吕其明感佩至今，也成了他日后最重要的创作题材。

　　1944年冬，他调到新四军七师文工团，看着根据地的漫天大雪，联想到抗日战争的艰难历程，情不自禁地谱写了独唱曲《雪》，借以抒发在战火纷飞的环境里乐观向上的革命豪情。这两首音乐作品，就是吕其明作曲的处女作。

　　1945年9月，抗战胜利后，为防国民党部队的包围，新四军由皖江地区向山东撤离，由于叛徒出卖，吕惠生的身份暴露，牺牲时年仅43岁。父亲的不幸，让吕其明悲痛万分。

　　吕惠生曾在狱中留下一首绝命诗：“忍看山河碎，愿将赤血流。烟尘开敌后，扰攘展民猷。八载坚心志，忠贞为国酬。且喜天破晓，竟死我何求？”这首诗尽现了他对共产党的忠诚，对中国革命胜利的信念，也成了吕其明的一面镜子，成了他前进的路标。

　　那一年，吕其明才15岁，也是这一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老乡家里油灯的照耀下宣誓，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

　　1947年，年仅17岁的吕其明，就为曹鹏汉作词的《军队向前进》谱曲。这首进行曲式的歌曲迅速在他所属的解放军部队里传唱开来，从济南一直唱到上海。吕其明说：“这首歌既是我个人真实感情的流露，也唱出了广大指战员的心声。”他把此歌看成自己真正的处女作。 

战争电影配乐，让他红遍大江南北

　　1949年5月，上海解放，身为一名文艺兵，吕其明跟随华东军区文工团进入上海。部队整齐地行进在上海的马路上，同样是黄布军装、粗白布袜子、千层底布鞋，战士们背的是枪，他背的是琴——见他和五六位同志的背包上面都架着一个小提琴盒子，围观的上海市民都投来了好奇的目光。

　　同年11月，吕其明脱下军装，转业到上海电影制片厂，在管弦乐队担任小提琴演奏员。面对新的工作岗位，他心里一度很恐慌，自己究竟能干什么？他闷着头在家，开始一刻不停地学习。演奏员已经不能满足他的音乐梦想。他渴望学习作曲，一边搜集和钻研中外音乐作品，一边拜师学艺，等待机会。

　　“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微山湖上静悄悄，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唱起那动人的歌谣……”1956年，26岁的吕其明应导演赵明之邀为电影《铁道游击队》作曲，一首充满浓郁乡土气息的《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传遍大江南北。

　　刘知侠的小说，吕其明读过好几遍。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期间，他也见过不少游击队员——他们都是一些不识字的农民，不穿军装，最多扎个子弹袋，手里拿把大刀、长矛或炮筒枪，他们绝对唱不出洋腔洋调。因而写作时，吕其明化用山东南部地区的民间音乐素材，只用一天时间就写了一首通俗、淳朴的民歌，既描写了革命的英雄主义，又展示了革命的乐观主义，符合剧情需求，也得到大家的认可。

影片《铁道游击队》剧照

　　电影《红日》的插曲《谁不说俺家乡好》同样是一首山东风味的民歌，由吕其明、杨庶正、肖培珩作词、作曲：三人一起到胶东采风，爬上一座山，远远看出去，一片片梯田，天上飘着白云，山峦重叠，瞬时诗兴大发，“一座座青山紧相连，一朵朵白云绕山间，一片片梯田一层层绿，一阵阵歌声随风传，啊，谁不说俺家乡好……”你一句我一句，半小时，歌就出来了。

　　谁来唱呢？三人决定请山东歌手，找到了山东艺校的王音璇。录好音放给摄制组听，大家都蒙了，导演汤晓丹更是半天没讲话。汤导说，王音璇唱得确实好，山东味儿也浓，但不符合影片的需求，剧中的小姑娘才十六七岁，而王音璇的发声和技巧已经很成熟，两人声音对不上、有距离。最后，摄制组找到了上海歌剧院演员、同样是山东人的任桂珍，她录一遍就过了。经过讨论，两位歌唱家的唱片是同时发行的。

　　影视配乐让吕其明名噪一时，但他却很清楚，自己不是科班出身，尚缺少系统的音乐教育。1959年，吕其明进入上海音乐学院攻读作曲和指挥，一学就是七年，打下了扎实的基础。回过头来看，他始终认为很值得。

把一生融入这面“红旗”

　　初来上海，吕其明和家人被分配入住在新乐路147号五楼朝北的房间里。这是一栋修建于1930年代的建筑，内部设计走的西式路线，却忽视了采光和供暖的问题，十分阴冷，冬天即便厚衣加身，依然会被冻得鼻涕直流。就是在这样一个终日不见阳光的房间里，35岁的吕其明文思如泉涌，仅用短短一周的时间，写出了管弦乐序曲《红旗颂》。

　　《红旗颂》首演于1965年第六届“上海之春”的开幕式，深情描绘了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上，天安门上空第一面五星红旗冉冉升起的庄严情景，由上海交响乐团、上海电影乐团、上海管弦乐团联合首演后，迅速传遍全国。

　　《红旗颂》其实是“上海之春”的命题之作。1965年2月，上海各家文艺院团纷纷报上备选节目，党组捋了一遍后，觉得歌颂祖国、歌颂党、歌颂人民军队的作品不够多，质量也不够高。一位老前辈提议吕其明赶写一个，他吓了一跳，连忙摇头，说自己没这个能力，5月就要演出，时间太紧了。但老前辈们都很赞成，觉得提议可行，指挥家黄贻钧甚至建议，乐曲的名字就叫《红旗颂》。

　　被老前辈们信任、委以重任，吕其明又紧张又兴奋，觉得应该拼搏一次。从哪个角度切入呢?他想到了自己的过去，想到了战争年代，他经历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那样一段艰苦卓绝的战争岁月。生活给了他灵感。

　　吕其明处在一种亢奋的状态里，日夜奋战，废寝忘食，写累了就睡一会儿，醒了之后再爬起来作战。

　　他把自己对天安门、对红旗的热血回忆都写了进去。1951年，吕其明调到北京，在新闻电影制片厂工作，1951年-1954年，每一年的五一和十一，他都会参加天安门的游行，凌晨四点就去东单候着，一直等到上午十点，通过天安门接受毛主席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他至今还记得，大家都高呼口号，热泪盈眶，把嗓子都喊哑了。那一刻，大家都感觉到，中国人民在以巨大的英雄的步伐，势不可挡地向前进。

　　红旗和国歌总是如影随形。吕其明也从国歌里取材，取国歌的第一句作为主导动机，加以发展，成为红旗的一个形象，贯穿全曲。此外，他还饱含深情、浓墨重彩地写了“歌颂红旗”的主题，而这也是这部作品成功的关键之一。一个主导动机、一个主题，成就了《红旗颂》。

　　似乎没有语言能够准确概括吕其明对艺术创作的认真程度，他把电影作曲、音乐创作看作是庄严的事业，勤于苦学，精于思考，敢于探索。吕其明说：“唯有从心里流淌出来的音乐才感动人心；只有扎根土壤的作品，才有生命力。《红旗颂》之所以能够被那么多人喜欢，只因为我把对党、对祖国、对人民的情感，与人民对党、对祖国的感情在乐曲中交汇和共鸣。”

　　即使人们已经将其称为传世经典，但吕其明也不会因为现状而满足，在《红旗颂》诞生的50多年时间里，他对其进行了多次修改。“不断地修改是因为当初写这个作品时自己的功力还不太够，没有达到‘一锤定音’。另外，时间太紧急，有些地方不够细致。但因为公演以后这首作品被广为流传，我也不太方便将其进行较大的改动。”于是吕其明对《红旗颂》进行了循序渐进的修改，争取让它达到完美。

　　如今，离休后的吕其明，低调、朴素，依旧忙于创作。有人曾跟吕其明说，仅就《红旗颂》这一个作品，如果按照著作权法收费的话，他就是千万，甚至亿万富翁了。他却淡淡地回了一句：“我没有，也不会。国家给我的退休工资足够用了，我不买房子、不买地，也没有高消费，要那么多钱干什么。我现在活得很快乐、很轻松，生活得很自在，也同时享受着人民对我作品的爱。”吕其明一生坚守在党旗下的誓言，无论何时，始终表里如一、襟怀坦荡，信守“对党忠诚，积极工作，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入党誓言。他经常说：“没有党就没有我的今天，我要用一生报党恩。”

　　2019年，《红旗颂》总谱终成定稿，这一年的5月26日，也是吕其明的90岁(虚岁)生日。他说：“我将自己的人生与共和国70年一起写成了歌。这是我送给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礼物，祝愿我的祖国永远繁荣富强。”

音乐人生见证祖国华丽变迁

　　八十载艺术路，吕其明先后为《铁道游击队》《红日》《白求恩大夫》《庐山恋》《城南旧事》《焦裕禄》等两百多部影视剧配乐，创作了管弦乐序曲《红旗颂》、管弦乐组曲《雨花祭》、弦乐合奏《龙华祭》、交响组曲《使命》等十余部大中型器乐作品。

　　每创作一部作品，他都讲求感同身受：写电影《庐山恋》就走访盛产民歌的江西，走遍庐山;写电影《焦裕禄》就奔赴兰考，研习河南的豫剧、河南的民歌;为给纪录片《大庆战歌》作曲，他深入冰天雪地的大庆，与石油工人们同吃同住，冒着严寒体验生活;而为给纪录片《鞍钢在建设中》作曲，他又在鞍钢生活了近两个月，深扎厂房，访问劳模……

　　在吕其明看来，待在上海的亭子间里闭门造车是不行的，生活是创作的源泉，只有走到生活中间，才会有最真切、最激情、最生动的感受，才会打开写作的想象力。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只要身体好，脑子不糊涂，我就会一直写下去。”如今，吕其明依旧笔耕不辍，在90岁写出随想曲《白求恩在晋察冀》，在91岁交出弦乐合奏《祭》。对他来说，这两部新鲜出炉的作品与《红旗颂》同等分量，都是他迎接建党100周年的激情表达。

　　随想曲《白求恩在晋察冀》创作于2020年新冠疫情最严重时。吕其明从新闻里目睹万千白衣战士舍小家、为大家，英勇驰援武汉，奋战在第一线，以电影《白求恩大夫》的音乐为素材，用半年时间打磨和提升，创作出一部17分钟的单乐章随想曲，以歌颂白衣天使不畏艰险、救死扶伤的精神。

　　弦乐合奏《祭》则有感于他在2021年春节看到中国战胜疫情、脱贫攻坚的报道。“能活在当代中国，我是一个特别幸福的老人。”吕其明回想起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很多战友倒下了，他的父亲也牺牲了，没有千百万革命先烈，就没有新中国的诞生，于是写出《祭》，“在所有人都庆祝胜利时，我们绝对不能忘记英勇牺牲的革命先烈，所以作品取名祭奠的‘祭’。”

　　“我没有写过无标题音乐。”这么多年来，吕其明始终坚持写标题音乐，强调音乐作品必须要有思想、有内容，而不是虚无缥缈。

　　同时，他坦言，自己没有高深的作曲技巧，只用最适合的技巧表现他的需要。曾有人问作曲家贺绿汀，他的音乐修养那么深，为什么很多作品只用了一些简单的和弦，贺老回说“够了”，吕其明对此深表认同，“我的作品里都是非常一般的技术，包括《红旗颂》，越单纯可能大家越喜欢，技巧是为内容服务的。”

　　吕其明自认为是一个普通的文艺工作者，如果一定要定位，最合适的帽子是抗日老战士、烈士后代，外加作曲家，“这些年，我认为我尽了力，但也没有很大的功劳和成绩，其他的帽子都不合适。”

　　“人生的晚霞依然是美丽的、精彩的、有意义的。”2019年，在发布个人传记《人生步步是音符》时，吕其明动情说道，“用我全部的赤诚，毕生的精力，热情讴歌亲爱的祖国和人民，这就是我的心愿。只要我脑子清楚，精力还行，我就要写下去。”

    我们期待他写出新的精彩的作品，并向这位德高望重的作曲家表示深深的敬意。 

    来源：新华网、新京报、澎湃新闻、中国青年网等综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