臧永元：先烈的英名，不应被埋没

　　先烈的英名，不应被埋没

　　■臧永元 口述

　　“人生如书。这部书可能很平淡，但至少能证明我们曾来过这个世界，不枉在世上走了一遭。”几年前，我在我的自传——《我的记忆》一书中写下这样一句话。

　　岁月如梭，不知不觉，我已步入晚年。人生这部书，我也写到最后部分。回首过往的81年，为21名烈士正名这件事，是我人生这部书中最浓墨重彩的一章。

　　1941年5月29日，我出生于安徽省宣城市郎溪县永丰村。在父亲很小的时候，爷爷奶奶就去世了。成年后，父亲和大伯两人被国民党军队拉去当壮丁，过够了国民党统治时期的苦难生活。一天傍晚，父亲和大伯一起逃离了国民党军队。他们从家乡安徽合肥一路逃亡到母亲所在的永丰村。

　　在此之前，母亲已有过婚姻经历。母亲的前夫熊恩才是一名农民赤卫队员。1930年，熊恩才参加姚村暴动，被叛徒诱捕后交给国民党反动派，惨遭杀害。1939年夏天，父亲经人介绍与母亲结婚。

　　小时候，家人经常讲述家族前辈的故事。当听到父亲在国民党军队遭受的苦难，我恨得咬牙切齿。当听到赤卫队员熊恩才的壮举，我又流下了热泪。遗憾的是，包括熊恩才在内牺牲的姚村农民赤卫队员都没有被认定为烈士，这成为母亲和家中兄长的一大遗憾。

　　1959年12月，怀揣着一定要当解放军的梦想，我来到了部队。一次探亲期间，母亲提出：“当年的农民赤卫队员是为劳苦大众牺牲的，他们很多人都没有被评为烈士。你是咱家最有文化的人，要尽可能为他们争取烈士名分。”

　　我和母亲的想法不谋而合。革命战争年代，姚村农民赤卫队员和千百万革命先烈一样，牺牲了自己的生命，才有了我们的幸福生活。作为姚村乡人，我有义务为家族前辈、为那些无名的英烈正名，让英雄的名字闪耀在家乡的热土上。

　　转业回家乡工作之后，我于1979年开启了长达40多年的为烈士正名之路。随着时间流逝，当年那些亲历者及亲属都在渐渐老去，正名之路异常艰辛。根据母亲的回忆，我走遍了当年农民赤卫队暴动时所走过的山山水水，先后询问了仍健在的赤卫队员、遗属和知情人士等60多位相关人员，整理了几万字的调查材料，最终确定农民赤卫队中牺牲的队员有21人。

　　40多年间，我多次前往省、市、县等有关部门申报和递送材料，申报烈士的程序非常严格，材料需要层层上报和批复。在这个过程中，很多知情人士相继去世，申报之路越来越难。直到2014年5月20日，安徽省民政厅发出《关于同意追认陈建富等8名同志为烈士的批复》，党史办原先记录的8名革命先辈才被评为烈士。

　　“先烈的英名，不应被埋没。”这是我曾向赤卫队员遗属许下的承诺。2014年，我已迈入古稀之年，患上了糖尿病和心脏病，先后做过3次搭桥手术。家人担心我的身体，纷纷劝我量力而行、适可而止，但我认为相比于先辈们作出的牺牲、遗属们的期待，我需要坚持下去，直到2021年11月，我收到安徽省人民政府发出的《关于追认彭本富等13名同志为烈士的批复》。

　　前段时间，听到县退役军人事务局领导说，在“姚村苏维埃政府旧址”展览馆内，21位烈士的姓名被写在了“岁月留痕睹物思人”展板的“英名录”上，我不禁泪流满面。他们的名字，终于出现在了英烈榜上，被一代代后辈敬仰、铭记。我想，如果他们泉下有知，可以感到欣慰、好好安息了。

　　(牛伟萌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