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耀千秋的壮丽史诗——读毛泽东长征诗词

　　1935年，长征途中不少红军将士亲眼看到了这样一幅画面：作为红军领导人的毛泽东，枪林弹雨之中，突出重围之余，也常常勒缰缓行，伴着马蹄的节奏吟咏字句，推敲诗词。以至20年后，他还有些留恋地说：“在马背上，人有的是时间，可以找到字和韵节，可以思索。”毛泽东自称“马背诗人”，即由此而来。而3首《十六字令·山》，作者自署创作时间为1934年到1935年，也就是说，寥寥48个字，诗人推敲了一年或者至少跨了两个年头。当时，毛泽东身为红军统帅，率部辗转，左冲右突，如何还有闲情逸致写诗填词呢?事后多年，连他自己都感叹：“当一个人处于极度考验、身心交瘁之时，当他不知道自己还能活几个小时，甚至几分钟的时候，居然还有诗兴来表达这样严峻的现实……”毛泽东将红军统帅与马背诗人两个反差极大的形象叠加一起，将生死置之度外，以郊寒岛瘦的苦吟精神来寻觅绝妙好词。

　　以《七律·长征》为代表的毛泽东长征诗词诞生于漫漫征途中，传诵于枪林弹雨里，已然成为长征这一伟大史诗性事件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是长征精神的高度概括和艺术表达，是长征文化的标志与象征，它们本身就是记录长征的伟大史诗。

　　当毛泽东引领的挑战人类极限的红军万里长征行将收官，即将画下伟大史诗的句号时，作为一个激情豪迈的诗人，作为一个运筹帷幄的统帅，作为一个高度重视文化力量、强调枪杆子和笔杆子一起抓的大政治家，在如此重大的历史节点，岂能无诗以记?于是，毛泽东火山喷发式的诗词创作开始了——从《十六字令·山》(3首)到《忆秦娥·娄山关》，尤其是1935年10月这一个月中就写出《六言诗·给彭德怀同志》《七律·长征》《念奴娇·昆仑》《清平乐·六盘山》4首，这在毛泽东长达60年的诗词创作生涯中是罕见的。

　　正如长征是属于中华民族的传奇一样，长征诗词也是属于毛泽东的传奇。借用并翻新《滕王阁序》中“二难并”“四美具”的标准以试析之。

　　首先是对象宏大，题材空前。正如毛泽东所概括：“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历史上曾经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12个月光阴中间，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路上遇着了数不清的艰难险阻，我们却开动了每个人的两只脚，长驱两万余里，纵横11个省。请问历史上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没有，从来没有的。”苦难辉煌空前绝后，无从下笔，难于言表。此一难也。

　　其次是生死一瞬，千钧一发。长征路上顽敌凶悍，军情凶险，战机莫测，前途未卜，陷入重围是常态，历经战阵的毛泽东妙计频频、指挥若定。如此临危不惧，淡定从容，真乃“弥天大勇诚能格”(柳亚子)，古往今来一人也。周公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惜无诗以记;曹孟德横槊赋诗“月明星稀，乌鹊南飞”，只在宴席上。向死而生，以诗记史，勇气难，心境更难。此二难也。

　　因此二难之故，我长征众将领及领袖人物中大知识分子(如周恩来、秦邦宪、张闻天、王稼祥、凯丰、成仿吾等)或干脆就是古诗词大作手(如朱德、董必武、叶剑英等)会因毛泽东第一时间捷足先登，而心生“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之慨、之憾、之叹吗?会有的，但不是主要的，主要的还是太难了。以至于30年后，长征亲历者、开国上将肖华经过长期酝酿与构思，才厚积薄发拿出此后成为经典的《长征组歌》。

　　难度高决定了起点高，挑战大意味着空间大。毛泽东长征诗词之所以成为红色经典中的经典、历经80多年时光淘洗而愈发璀璨的艺术明珠，全在于“四美”兼具。何谓“四美”?一曰五千年中华民族精神的坚韧、顽强、决绝、勇毅之美;二曰中华民族精神浓缩、放大并与中国共产党人的崇高信仰、坚定信念相融合之美;三曰中华古典诗词的简洁、铿锵、深邃的艺术之美;四曰三美归于一美：毛泽东天赋大才、天降大任、天地人和、文武之道荟萃一身之美。

　　如何描述这一历史时空中的毛泽东形象?李大钊名联“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可以借用来作为精准写照。铁肩者，共产党人骨头够硬。道义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要义，改造中国与世界，首先要让1840年以来受尽屈辱的祖国和人民寻求独立和解放，站立起来。妙手者，大才也。妙手因铁肩而更妙、更有底气、更加磅礴豪迈。文章者，文以载道，喊出的就是中华民族要崛起、要强盛的时代最强音。为达此目的，敢于藐视一切艰险，毫不畏惧任何强敌。

　　毛泽东用马背上吟出的诗词，记录了他和广大红军将士用双脚丈量出来的两万五千里行程——一卷光耀千秋的壮丽史诗。

　　正是：脚下千秋史，马上一首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