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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正”之道 ——《唐李问对》蕴含的兵学智慧

来源:特战基地 编辑:华夏网 时间:2025-08-21 01:06
导读:《孙子兵法》云:“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奇正”,是中国传统兵学思想中内涵丰富、影响广泛、极具思维张力的范畴。历代兵书中,对“奇正”用兵之道总结最

  《孙子兵法》云:“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奇正”,是中国传统兵学思想中内涵丰富、影响广泛、极具思维张力的范畴。历代兵书中,对“奇正”用兵之道总结最全面、深刻的,当属《唐李问对》。

  《唐李问对》也称《唐太宗李卫公问对》《李卫公问对》,或简称《问对》,是唐太宗李世民和卫国公李靖以问答对谈形式,讨论兵法的言论辑录,集中反映了两人的军事思想,在宋代被列入《武经七书》。该书突出的学术价值,正是其关于“奇正”内涵、“奇正”规律运用的精彩讨论。

  历史上,孙子最先将“奇正”一说引入兵学。他认为,作战方式不外乎奇与正,而奇、正的变化是无穷无尽的。但孙子只强调了“奇正”的重要性,没有对“奇正”的内在关系进一步解释。《唐李问对》则主要从战略和指挥层面对“奇正”概念进行了界定和丰富。书中认为,在战略层面,政治声讨为“正”,军事打击为“奇”;正义之师为“正”,用计谋破敌为“奇”。从具体作战指挥来看,主攻和主要防御方向是“正兵”,机动散兵和次攻方向为“奇兵”;警戒守备部队为“正兵”,迂回突击部队为“奇兵”;公开进攻作战为“正兵”,临时机变出击为“奇兵”。

  较之以往兵书,《唐李问对》对于“奇正”之道的认识更为完备。它将政治外交行动、舆论行动等非军事行动同战争行动一起并列为军事斗争手段,同时还注意到多种作战力量在战场上的协同配合。

  在对“奇正”规律的运用上,孙子认为“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即指挥作战要以正兵当敌,以奇兵取胜。《唐李问对》对此进行了大胆的补充发展,认为“正亦胜,奇亦胜”,意思是胜利的关键不在正还是奇,而在于指挥者能否灵活运用“奇正”迷惑敌人,塑造战场优势,即“善用兵者,无不正,无不奇,使敌莫测”。这种论述,突破了《孙子兵法》以“奇”制胜的认识局限,将“奇正”规律的运用提升到新的高度。

  具体到“奇正”规律运用的原则,《唐李问对》将其总结为:“奇正者,所以致敌之虚实也。敌实,则我必以正;敌虚,则我必以奇。”即:奇正战术的运用,主要是针对敌军的兵力部署。敌方兵力充实,我方就以正兵应对;敌方兵力空虚,我方就以奇兵进攻。简单来讲,就是根据敌方军事力量的分配,灵活地部署我方战力,以己之长克敌之短,进行非对称性战争。通过作战力量的非对称、作战手段的非对称、战术战法的非对称,集中相对优势打击敌方弱点,塑造局部战场敌弱我强的军事优势,以局部撬动全局,进而取得全面战争的胜利。这种作战理论,至今仍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对于“奇正”规律运用的关键——“奇正相变”之术,《唐李问对》结合李世民击败宋老生的霍邑之战为例展开了讨论。当时,两军交战之初,李世民之父李渊,先率骑兵主动进攻宋军,但作战失利,旋即带队后撤。随后,宋老生亲率3万大军追击。此时,宋军侧后方反遭暴露,李世民抓住时机率兵连续冲击宋老生部后阵,宋军即溃,李世民部获胜。对此,李靖认为,李渊所率部队主动出击,本为“正兵”,但因其初战不利反引敌军追击,意外达成了诱敌深入的效果,变为“奇兵”。而李世民部本为机动预备部队,在战场局势发生变化时果断承担起主攻任务,由“奇兵”变为“正兵”。霍邑之战,正是一场成功运用“奇正相变”之术克敌制胜的战争实践。

  《唐李问对》对“奇正”之道的阐释非常系统和深刻。这与两位主人公的生平经历有直接关系,唐、李二人皆是年少从军,戎马一生。他们深度参与了李唐王朝的统一战争和唐初的固防拓边战争,在战争实践领域的建树为世人所公认。

  战争实践是检验军事理论的试验场。与其他兵家倾向于“奇正”的哲学思辨不同,唐、李二人在丰富的军事实践中更加深刻体会到“奇正”之道对于军事行动的指导价值。因此,他们在具体理解“奇正”范畴时,会倾向于将“奇正”的内涵具体化,明确何为奇兵、何为正兵,也会更重视“奇正”规律的实际应用。他们对于“奇正”之道的讨论深入浅出、全面深刻,体现了两人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后的经验总结。清代学者赞其:“语极审详,真大将言也”,正源于此。

  以“奇正”理论指导我国战争实践的历史,已有2000多年。在军事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奇正”理论依然具有生命力。无论作战方式发生何种变化,兵力的使用和战术的变化永远是决定战争走向的关键因素。毛泽东同志曾指出,灵活地使用兵力这件事,是战争指挥的中心任务。用兵不过奇正,旨在探讨如何灵活用兵的“奇正”理论对当今军事行动依然具有很高的指导价值。

  

  作者小记

  路灵玉,就职于军事科学院战争研究院,研究方向为中国历代军事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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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李问对》在《旧唐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均未著录。北宋元丰三年(1080年),宋神宗诏令校订《孙子兵法》《唐李问对》等7本兵学经典为《武经七书》,并镂刻颁印。关于《唐李问对》比较早的注本,有宋代施子美的《施氏七书讲义》、明代刘寅的《武经七书直解·李卫公问对》和清代朱墉的《武经七书汇解·唐李问对》等。当代研究成果主要有:吴如嵩、王显臣著《李卫公问对校注》,《〈武经七书〉鉴赏》编委会著《〈武经七书〉鉴赏》,黄朴民主编、邱剑敏著《中国兵学通史》(隋唐五代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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