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重逢
■崔国玺
20世纪70年代的一天，我放学回家，发现家里有位中年男人。他看上去比我父亲年轻许多，鬓角斑白，两道浓眉下，眼睛炯炯有神，脸型酷似我父亲。
父亲把怯生生的我，拉到那位中年男人跟前，介绍道：“这是你叔叔，特意从大老远来看咱们爷俩来了。”他说着，两行热泪流过消瘦的脸颊。
叔叔急忙上前，把我揽在怀里，轻轻抚摸着我的头。我感到叔叔的手有些颤抖，却很温暖。他的眼泪一滴又一滴滑落到我的脸上：“孩子，我早就应该来看你们了，可一直都找不到你们啊！”
父亲常向我念叨，我有个叔叔非常了不起，当过八路军，打过鬼子。“尽管我们兄弟俩失散多年，但我心里总觉得，你叔叔还活着……”每次讲到这里，父亲总是双眼通红。
抗战时期，父亲从老家辽西热河参加了八路军，并在县城进行短期集训，准备随时开赴前线，叔叔留在家里照顾年迈多病的爷爷奶奶。
天有不测风云。爷爷奶奶双双病重，叔叔一时没了办法，只好跑到县城去找父亲。哥俩商量后，决定由叔叔跟着抗日队伍奔赴前线，父亲则赶回家带爷爷奶奶看病。没过多久，爷爷奶奶相继离世。父亲安葬双亲后，只身去闯关东。
兄弟俩这一别，天各一方。由于通信不便，想寻找失散的亲人，如大海捞针。父亲目不识丁，但他有自己的“笨招”，就是请村里能识文断字的老先生帮他给老家亲戚写信。一次，亲戚给父亲寄来叔叔的一张军装照片。父亲如获至宝，用粗糙的双手一遍遍抚摸，喃喃自语：“活着就好，活着就好……”
遗憾的是，那位亲戚没有留下叔叔的地址。父亲又请人帮忙给《人民日报》写信，大意是希望在报纸上刊登寻人启事。当时，寻亲的情况非常普遍，《人民日报》读者来信部的工作人员非常认真地给父亲回了信，建议通过当地政府及亲戚帮忙打听寻找，同时把叔叔的照片寄了回来。
手足之情，血浓于水。与此同时，在数千里之外的叔叔，也在苦苦寻找失散多年的哥哥。他也曾多次给老家一位亲戚写信，但一无所获。好在这位亲戚通过在东北生活多年的亲属，几经周折，终于打听到了我父亲的消息，并把叔叔在湖南长沙的消息也转告了父亲。父亲心中那块悬了数十年的石头，终于落了地。那时，父亲还不知道长沙在哪儿，离我们村究竟有多远。
后来，叔叔从长沙坐了几天几夜火车，又换乘长途汽车，下车走了10多里山路，一路辗转终于来到了我们村里。
当年风华正茂的两个年轻人，都已两鬓如霜，但父亲似乎一下子年轻了许多，脸上露出久违的笑容。兄弟俩似乎有说不完的话，叙不完的情。我更为自己有一位当过兵、打过仗的叔叔感到自豪，整天缠着他讲战斗故事。那些惊心动魄、扣人心弦的故事，像一颗红色种子，深深地埋在我心里。
当时，叔叔已经转业，被分配到长沙一个工厂工作。他在我家住了10多天，兄弟俩又迎来了分别。临行前，叔叔特意去供销社，为父亲精挑细选了一只“白鸽牌”小闹钟。临行前，兄弟俩的手紧紧握在一起，久久不愿松开。也许他们心里都清楚，此处一别，不知何时还能再相见。
叔叔的女儿叫小平，大我几岁。之后，我与小平姐姐一直保持通信联系，架起了父亲与叔叔彼此挂念的桥梁。父亲在田间地头劳作时，能给他带来乐趣和精神寄托的就是叔叔的来信。他每天都会给小闹钟上弦，从未间断。指针轮转，承载起父亲记挂叔叔的时光。
那个寒冬，父亲的病情越来越重。弥留之际，他艰难地用手指了指小闹钟，让我放在他手里。紧接着，他拉过我的手，把小闹钟放在了我的手心里……
时光飞逝，我离开故乡多年，当兵后岗位经常调动，也走过许多地方，但那只小闹钟一直陪伴着我。它见证了一段战火与和平交织下的家庭离合故事，凝聚了一段血浓于水的兄弟深情，也寄托了父亲多年的思念和牵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