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舟评论】中国对日外交归于理性

南方周末评论员 史哲

.h1 { FONT-WEIGHT: bold; 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FONT-SIZE: 22pt; MARGIN: 17pt 0cm 16.5pt; LINE-HEIGHT: 240%; TEXT-ALIGN: justify } .h2 { FONT-WEIGHT: bold; 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FONT-SIZE: 16pt; MARGIN: 13pt 0cm; LINE-HEIGHT: 173%; TEXT-ALIGN: justify } .h3 { FONT-WEIGHT: bold; 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FONT-SIZE: 16pt; MARGIN: 13pt 0cm; LINE-HEIGHT: 173%; TEXT-ALIGN: justify } DIV.union { FONT-SIZE: 14px; LINE-HEIGHT: 18px } DIV.union TD { FONT-SIZE: 14px; LINE-HEIGHT: 18px } .h1 { FONT-WEIGHT: bold; 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FONT-SIZE: 22pt; MARGIN: 17pt 0cm 16.5pt; LINE-HEIGHT: 240%; TEXT-ALIGN: justify } .h2 { FONT-WEIGHT: bold; 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FONT-SIZE: 16pt; MARGIN: 13pt 0cm; LINE-HEIGHT: 173%; TEXT-ALIGN: justify } .h3 { FONT-WEIGHT: bold; 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FONT-SIZE: 16pt; MARGIN: 13pt 0cm; LINE-HEIGHT: 173%; TEXT-ALIGN: justify } .union { FONT-SIZE: 14px; LINE-HEIGHT: 18px } .union TD { FONT-SIZE: 14px; LINE-HEIGHT: 18px }     诸多迹象表明，在经过五年的漫长触底之后，中日关系在“南京大屠杀”七十周年之际迎来了新一轮强势反弹——11月28日至12月1日，中国海军“深圳”号导弹驱逐舰成功访问日本，这是战后第一次；12月1日，中日首次高层经济对话在北京举行，参加对话的日本外相高村正彦受到中国外交部长杨洁篪以及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的高调接见；日本首相福田康夫的访华行程紧锣密鼓，日前，中国外交部公开表示胡锦涛已初步确定明年访日。这种形势的转换，以及时间点上的偶然巧合，有时候还不得不让人心生感慨。
    仅仅在去年，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访华之前，中日关系还处在两国建交以来最低点，两个并不处于敌对状态的国家，其领导人五年刻意“不接触”，这在近现代外交史上都属十分罕见。而在安倍访华后的一年中，中日之间也没什么特别的“利好”能促使双边关系出现“井喷式”的回暖，但“中日关系的春天”（福田语）却又毫无征兆地降临了，近期中日两国外交互动之频繁，规格之高，简直让人有些始料不及。
    其实，国际关系的经验早已证明，大起大落往往是国家关系不成熟的一种反映。震荡越激烈，说明两国之间的相互包容、相互谅解越脆弱。
    对于战后中日关系，国际上曾有人用“奇特”两字加以形容。之所以“奇特”，是因为从西方基于“利益”分析的历史经验出发，中日关系中不可理解之处颇多。比如，战后作为战胜国的中国一方面以“以德报怨”的博大胸襟，遣返大批侵略者，罕见并严格地区分了军国主义分子和普通民众，放弃了巨额的政府赔款，给予一个罪孽深重的战败国最体面、最宽大的待遇；而另一方面，又敏感地审视着日本的一举一动，对方任何被视为忘恩负义的言行，都会轻易让她感到愤怒。她对日本重新成为“正常国家”的动向也怀有警惕。再比如，中国时时不忘提醒自己的国民要牢记历史，民间也保有一定程度的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与此同时，她又坚持奉行“中日友好”的信条。
    事实上，在中日关系中，中国对日外交也许更令西方觉得难以理解。因为，今天的世界虽然越来越强调民主、人权等普世价值，但由于国际社会并无实质改变，外交依然主要遵循现实主义的 “利益”原则。而日本对华外交始终有一条明确的“利益”主线，自两国战后开启民间往来至今，中日关系的起伏从未真正损害过日本的国家利益。相比日本，中国与日本惟一解决的涉及中国重大现实利益的问题，或许只有台湾主权权益上得到了日本的条约承诺，至于领土争端、领海划界、战争遗留问题（如化学武器、民间索赔、慰安妇）等等，无论中日关系好与不好，都被暂时搁置或者毫无进展；但与此同时，中国却花费了大量精力在中日之间的 “道义”之争上。从现实主义的角度来看，这似乎有本末倒置之嫌。
    谁都不能否认，日本是与中国利益攸关的国家之一。但从中日建交三十多年起伏可以大致总结出一个规律，那就是历史问题是导致中日关系起伏的一个最重要原因，而中日关系比较好的时期，对历史问题是中日之间通过维系“中国不提、日本不忘”的默契达成的。然而，把国家关系建立在这种虚无的默契之上，无论如何显得过于理想化。
    因此，对于这次中日关系毫无征兆的迅速升温，而且恰巧发生在南京大屠杀七十周年前后，而并未引起民族主义情绪强烈反弹，恐怕更应该从利益诉求上给出解释，这是中日外交理性选择的结果。毕竟，中日之间的众多现实问题必须借助良好的氛围才有望达成解决，中日关系的进一步发展也必须有新的推动力。但对中国而言，最为重要和紧迫的是，面对台湾在2008年的不确定，保持中日关系的良性沟通，确保日本在台海问题中置身事外，当是中国最大的利益所在。